侨中学运回忆片段

                      （1943年至1945年）

    许克成 李若林 陈作森 贝坚 贝浩 吴明静

（按语：抗日战争时期，归国华侨学生在国统区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抗日，反对投降；争取进步，反对倒退进行了斗争。当年重庆《新学日报》曾有报导，支持华侨学生运动。拔乱反正后，中央侨办领导同志曾多次要我把这段史料写出来，由于种种原因，拖延至今，前年贝浩等同志撰写初稿，现将它发表以便研究华侨运史者参考。——李若林 1988年6月1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青年纷纷回国求学和参加抗战。为适应海外归来的青少年继续升学的需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和1941年，分别在云南保山县创办国立第一华侨中学，在四川江津县创办国立第二华侨中学，主要招收归国的侨生入学。 1942 年 5 月 4 日 ，云南保山侨一中校园被日机炸毁，学校迁至贵阳清镇县的五里桥乡继续办学。

《火炬》壁报事件

侨一中有不少老师思想进步，他们常常组织学生学习时事，介绍阅读进步书籍，带领学生唱抗日歌曲。在老师和学生中都有地下党组织在指导开展活动，还被国民党当局进行追查。当时所有的中学都配备军训教官，侨一中搬到五里桥后不久，上面也派来了一个上校级军训教官。他发现有些同学阅读鲁迅等进步作品便在晚上集合大家训话，大放厥词。教官对 鲁迅 先生极尽污蔑之能事，但又说不出一点道理，同学们反感之极，不断发出嘘嘘声。高中部的同学在他的住食行等各方面都设置了一些障碍，弄得这位上校教官威风凛凛而来，最后无声无息而溜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上面又派来了一个姓周的中校教官。他知道前任教官是如何走的，平时在校内对学生不闻不问，有时还和学生有说有笑，他对学生不敢胡说八道，如此尚能和平共处。但同学们总是看不惯校内有个教官爷，或者他也不习惯这里的艰苦环境，最后他还是无趣地走了，此后便未再派教官来。

   1944年元旦前后，学校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份内容相同的壁报，分贴于高中部（校本部）和初中部。壁报名叫《火炬》，出版者署名“火炬读书会”。壁报的内容严厉抨击国民党当局，批评重庆政府不是积极抗日，把当时的统治者喻为秦始皇，希特勒，把社会说成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它像一颗炸弹爆炸，在山乡深处的侨一中校园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同学对壁报的内容产生共鸣，校园里一时议论纷纷，满城风雨。学校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把壁画撕下来，以免“流毒”散布，并贴出通告，要求壁报出版者主动出来承认错误。校方还宣扬说，这是异党（指共产党）活动，并组织人员进行追查，力图尽快破案，以便向上交差。

    其实，“火炬读书会”只是学生自己组织的一个学生团体罢了。主要的成员是：郭秀全、张正彬、贝坚、邓英、李滨、陈作森、贝学明、蔡镜清、刘逸凡、贝皓光等十多名学生。他们平时轮流传阅一些进步书刊，定期交流学习心得，联系社会，批判现实。他们多数是从国外归来的华侨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希望祖国富强起来，不受外敌侵凌。他们希望工农群众有工做，有田耕，有饭吃，有书读。他们想看到祖国的光明和进步，想学好本领，为国为民出力。虽然在他们心目中，对如何救国救民仍然是不甚了然的，但是他们不相信国民党宣传的那一套，自己在积极地思考探索，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侨生敢于直言，他们对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腐败深感不满，对发国难财者无限痛恨，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深表同情。当他们学习了共产党出版的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之后，决心要投身改造旧社会的革命洪流，要“救斯民于水火之中”。他们想要“唤起民众”，从进步书刊以及学校的图书馆中的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中摘录有关资料，出版了《火炬》壁报。《火炬》壁报这一期言辞激烈，一公开张贴便马上惹来了麻烦。

在学校的调查中，一位同学不慎说出了知道《火炬》壁报出版的事情，于是“火炬读书会”被突破了。在学校的严厉追查下，我们只好研究退策。我们商定，由贝坚、贝学明和贝皓光三位同学承认壁报他们三人所为，一切后果由他们全部承担，誓不累及别人。于是，这三位同学被学校叫去个别谈话，集体追问，反反复复，历经几十场洗心洗脑的教育。学校方面说，“三民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可以代替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只有大贫和小贫，没有富翁”，“共产主义还可以，就是共产党不好，搞暴力革命更是错误”，“青年人错了不要紧，承认了就可以。认了错，即使是共产党也没有关系，如果说出后台来，还可算是立了功”等等。学校方面还说，“问题要在校内解决才好，如被上级处理，会去坐牢的”。

贝坚、贝学明和贝皓光三位同学是好样的！他们始终意志坚定，守口如瓶，没有承认是共产党指使，也没有供出别人的名字，他们三人承担了一切责任，经受了这一场严峻的考验。其实，当时参加“火炬读书会”的侨生都不是共产党，个别成员曾与共产党组织的人有过接触并保持单线联系，也接受了党组织的一些任务，但还来不及发展组织。“火炬读书会”的成员阅读了党的书刊，就想进行宣传，去影响同学，争取同学同他们一样投向革命。但是操之过急，这就暴露了自己，违背了当时党组织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反而给自己的组织开展正常活动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学校方面查到精疲力竭也无法彻底弄清“火炬读书会”的情况。1944年上半年，侨一中合并入侨二中的事情已在酝酿之中，学校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应对其他的事务。校长由于年龄的原因将在并校后离任，他也不想把事情搞大。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火炬”壁报事件最终不了了之，贝坚、贝学明和贝皓光三位同学也未曾受到学校的处理。

秘密小组在行动

侨一中并入侨二中后，学生转到四川江津县夏坝镇的五福场乡继续上学。初中部设在五福场乡附近，高中部设在三公里外的小渔梁，两个校区都处在綦江河边。侨二中原来的校长王德玺比较开明，校内有些民主气氛，学生伙食条件比侨一中要好一些，学生学习的氛围也比较好。学校中有一批进步教师，师生中有个别的中共党员，但听说都没有组织联系，没有公开活动，都在“等待时机”。

两校刚合并时，原来两校的同学之间，难免有些隔阂和矛盾。为了搞好团结，学校中的进步分子，其中有个别“待机”的中共党员，，便发动成立同乡会，通过乡谊来搞好团结，这个做法收到一定的效果。

 《火炬》壁报事件后，“火炬读书会”停止了活动。两校合并后，原“火炬读书会”的同学渐渐地与原国二侨中的进步学生有了联系和交往。原侨二中的进步学生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运组一直有联系，并成立了多个秘密读书小组。原侨二中高三班学生邹任民是革命学生积极分子，当他了解到原侨一中“火炬读书会”的情况后，便建议我们也成立秘密小组。秘密小组没有名称。每个小组三、四人，指定一人负责。小组成员去联系发展新的成员，三几人又组成另一个小组。小组与小组之间没有横的联系。其中个别人之间有纵的联系。小组要求成员严守秘密，不得与任何人谈及组内情况，小组一般成员也无法知道其他各组的情况。小组的任务是学习革命理论，拥护中国共产党，响应党的号召，支持民主运动，壮大进步学生力量。小组成员要学习，要写心得，如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对要求进步的同学，便介绍革命书刊给他们学习，当对方提高觉悟后，便启发介绍他参加秘密小组。

秘密小组另一方面的任务是开展宣传工作，发动学生争取校内民主。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曾发来调查提纲，通过秘密小组调查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为当地知名人士写几百字的简历等等。由于我们小组成员不是本地人，小组与当地党的组织没有联系，我们小组只能着重了解学校内部的情况，写成资料上报。

为了团结大多数同学，在学生中发展进步势力，我们有时会把一些进步宣传品散发给一些同学看，让他们了解形势，了解一些事件的真相。有时也会把一些材料公开贴出来。如一些大学的宣言，又如《新华日报》的一些文章等。两校合并之初，我们发动同学，要求学校同意成立学生会。学校起初不同意，经过我们再三交涉，学校最后才同意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发动学生参加选举，设法把我们的人选进学生自治会去。我们又发动同学，争取批准成立全校的时事研究会，通过这些公开合法的组织活动，来引导同学关心国家大事。当国民党当局发动学生参加“青年军”时，我们则在学生中宣传“读书救国”，并在1945年春，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动员一批进步同学到解放区去，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输送有生力量。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工作，我们的秘密小组发展到30多人。侨二中成为中央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据点。我们的秘密小组的成员有：邹任民、云昌万、余直、郭秀全、张正彬、贝坚、邓英、李滨、陈作森、贝皓光、蔡镜清、刘逸凡、许崇德等。开始时，由邹任民负责去重庆同中共中央南方局青运组指定的同志单线联系。邹离校后，由郭秀全同学负责联系。

           勇斗特务分子

1944年9月，侨中两校合并后，原侨二中校长王德玺离职，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广东人李次温出任校长。他带来一批人马（多是李姓），其中有一个代理训育主任，叫李克英。

我们秘密小组得到上级党组织转来由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提供的信息，说学校代理训育主任李克英是国民党特务分子，要我们注意。国民党特务分子进入校园，分明是针对进步学生而来的，我们非常气愤，便想办法要将他赶离学校。1945年5、6月间，高一班同学邱开武家中寄来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壹万元，可是没有收到。同学们去邮局询问，邮局说已被李克英领去了，并拿出他写的便条为证。同学们马上去找李克英算账。此时，李克英要去重庆，已从高中部到了初中部。同学们获得信息，立即赶到初中部，把李克英带回高中部，要他讲清问题。我们秘密小组立即在校内贴出《告同学书》，指出李克英侵吞侨生汇款，如此犯法，如何为人师表？于是全校群情激愤。

同学们主张把李克英送法院法办，学校则派教师代表与学生会人员谈判，要求在校内解决，不送法院。到了中午时分，双方尚未谈妥。学生们开饭去了，只留下邓英同学一人看守。李克英一脚把邓英踢倒在地，逃走了。还在吃饭的同学们闻讯后，立刻放下饭碗，追踪到校务处，把李克英痛打了一顿，重新看管起来。

学校经过密谋，一方面派人去重庆报告，另一方面在学生中大造谣言，说是什么共产党组织暴动，要派兵捉人。年轻的学生们一时没了主意。当天晚上，一些在闹学潮中露了面的秘密小组成员被迫离开了学校，到重庆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

我们到了重庆，在上清寺找到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人吴明静，通过他帮忙找到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沈均儒 先生。 沈均儒 先生说如果要打官司，他可以帮忙写公文。我们又去找了翦伯赞教授，他分析了时局，认为已经暴露了的同学就得转移，其他的同学可以在学校里继续坚持。我们通过小组成员李滨和他的上级联系人吴明静同志，再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负责侨生工作的许涤新同志汇报，共同研究了对策，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报道事件真相的文章，揭露了学校的内情。我们还团结了一大批同学，利用合法的途径，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反映李克英的贪腐问题。一系列的斗争终于有了效果，特务分子李克英声名狼藉，最终灰溜溜地被调离了侨二中。我们的目的实现了。可是在暑假刚开始，多数学生已离校的时候，学校贴出布告，宣布开除郭秀全、张正彬、贝坚和樊汉屏四位同学的学籍。另外，有几个学生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其中有秘密小组成员李滨和贝皓光。

1944年冬，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大后方的大中学生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队伍。1945年春，我们秘密小组经过酝酿、议论，提出了去解放区去侨二中革命学生的名单。1945年7月，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侨二中秘密小组成员云昌万、余直二人去了湖北解放区。8月，第二批邹任民、郭秀全、张正彬、贝皓光四人从重庆出发，坐木船到奉节，上岸步行，经四川、湖北边界的高山，进入湖南后从津市到藕池口，过了扬子江后进入解放区。李滨和樊汉屏取道贵阳徒步前往广西，樊汉屏去了廉江地区，李滨去苍梧、玉林，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带一密函给张光中将军的夫人郑坤廉，后去香港工作。1946年刘逸凡、蔡镜清、许崇德去华北参加人民解放军。秘密小组的其他成员仍继续留在学校里开展工作，团结更多同学，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许克成李若林陈作森

                                 贝坚贝浩吴明静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