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家人的故事

北京  陈明益

     陈在斯是我的父亲，但是我小时候却一直没有见到父亲。在我开始懂事时，听妈妈张玉顺说父亲去了马来亚（即现在的马来西亚），我也不知道马来亚有多远。我有两个弟弟，大弟陈明洲比我小一岁，小弟陈明海比我小三岁。父亲在马来亚境况不太好，所以无法汇款回来养家。幸好妈妈非常手巧，她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农村和小城镇老百姓玩的“将士相、车马炮”那种纸牌，剪成约1-2厘米左右叶形的小块，再用各种颜色的细丝线缠起来，组成五彩缤纷的头饰花簪，深受附近左邻右舍妇女的喜爱。这些头饰花簪卖出去的收入就是我们母子四人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妈妈抚养三个孩子不容易。手工的制品不值钱，妈妈要大量制作才能攒够基本的生活费，我们年少又帮不上忙。妈妈为了一家生存付出的劳累深深印记在我们心中，她那博大无私的母爱，令我们没齿不忘。

    为了帮助我们家度过难关，在缅甸创业的大伯陈本燥从老家把我带往缅甸读书和谋生。我随大伯到缅甸第二年后，大伯动员我父亲也来缅甸做生意，于是爸爸就回老家将妈妈和两个弟弟一起带来缅甸，并在仰光广东大街开了一间店铺。这段时间真是一家五口人大团圆的美好幸福的时光，可惜好景不常。

    1942年初，日本鬼子大肆侵略东南亚各国，眼看逼近缅甸，又传闻日本鬼子一旦进入缅甸，就会把青少年抓去当炮灰。当时缅甸广大的华侨把祖国视为最可靠的靠山，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唐山”（当时对祖国的统称）。正在这时候，爸爸的挚友林福侯伯伯要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回中国，于是父亲便拜托林伯伯也把我带回祖国。

     在与父母告别的那一刹那，我心想何时才能再相聚，心中极为渺茫。我们踏进祖国的土地，坐上西南运输公司的大卡车，经过两天的行程，抵达云南省保山县。我于 1942 年 2 月 28 日 进入国立第一华侨中学读初一。当年5月4日，我们的学校遭到日机轰炸，校舍被炸毁，十五名学生不幸罹难，我也差一点被日寇的敌机炸死。我的所有财物在日机轰炸中全被烧光，天黑后也没有地方睡觉。当晚刘石心校长通知，要同学们各自想办法，尽快向昆明方向撤离。这段时间，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侨生与家中的通讯联系全部中断，我与父母也失去了联系，一点信息都没有，真让人揪心。我随同学们一道经历千辛万苦从保山撤退到昆明，不久后又随学校搬迁到贵阳的新校址。抵达新校后没多久，我的一位同学陈启略刚从缅甸回国求学，也来到国立第一华侨中学。他告诉我说,我在仰光的家已被日本鬼子飞机炸平了，可能我父母和两个弟弟都被炸死了。他同时也把我家的情况告诉了校长，所以校长特别关照我。我也以为自己今后就是一个无依无靠非常不幸的孤儿了，心中难免有几分凄凉。

在政府的资助和同学的帮助下，我这名无依无靠的孤儿有幸跟随侨中辗转云南、贵阳、重庆和海南，顺利地从初一读到高中毕业，并被保送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为了追求理想，我于1949年重新参加高考，考入北京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专业。

1950年夏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家书，是父亲写来的。这封家书于1947年寄出，辗转了云南保山、贵阳、重庆、海南又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历时三年多后我才收到。收到珍贵的家书，我非常高兴与激动。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我们全家人都还活着，我不再是孤儿了。我很想马上给家人写信，只可惜信封落款处只写了“內缄”二字，没有详细的地址，使我无法回复。

当年秋天的一天下午四点半左右，我正在学校运动场锻炼身体，来了一位与我年龄相近的人问我：“你认识陈明益吗？”在解放初期，我和所有的青年学生一样，警惕性都很高，于是我反问他，“你找他干什么？”他答：“他是我大哥。”我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我是陈明洲，是陈明益的弟弟啊！”刹那间我就紧紧地拥抱他，两人都泪流满面。我们一起手拉着手，回宿舍细聊。他证实我们家的房子是被日寇飞机炸平了，幸运的是，那段时间正好全家人都到山巴（即农村）去住了，故平安无事。他告诉我说，家里也知道我平安的消息，所以才在1947年给我写信。

家里怎么知道我的消息，说起来又是巧事一桩。1945年，日本鬼子战败无条件投降。为了庆贺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侨二中全校师生步行几十里地，从江津来到重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庆祝。这两个部门都腾出部分办公室和过道让我们住宿。在重庆的第二天下午，我在院内天井自来水下冲凉时，看见了在仰光国民小学的训导主 任王辉 老师。我叫了声 王 老师，他问我是谁。我报上名字，他认出了我。得知我在过道上睡觉后，他就叫我到他宿舍里睡。临回学校时， 王 老师送我许多笔记本、铅笔、牙膏、牙刷、肥皂等物品。这在当时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需要的，我像珍品一样带回学校后也分给同班同学共同分享。

王辉 老师于1946年回缅甸后，有一天在一家咖啡店吃早点，正好我父亲也在同一餐馆吃早点。有一个朋友 谈到王 老师刚从唐山回来，父亲赶忙 向王 老师打听说：“我大儿子1942年回国了，至今毫无音讯。” 王 老师问：“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王 老师听到名字后就说在重庆遇到我，并说我在国立华侨中学上学。父亲得知我的消息，非常高兴，于是便有了给我写信的事情，但却一直没有我的回音。幸好在收到家信不久后，弟弟从缅甸来到北京与我相遇，我才知道家里的地址。

在我们极为兴奋之余，弟弟说他从缅甸来到北京，心里颇感遗憾，因为他回国时没有向父母告别。弟弟当年他在仰光已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次是回国执行任务。他怕父母会不肯放他回国，所以是偷偷离家并在途中经过马来亚时才写了一封家书告诉父母。他不知道父母亲看到这封信时是否会伤心啊！

世界上总有无不蹊跷的事情发生，看来我家也是一例，儿子是中共地下党员，父亲不知道。父亲当时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掩护者，儿子也不知晓。

1969年，我的父母亲从缅甸回到北京，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后，我大弟弟从兰州来接父母到兰州大学，暂时在那里定居下来。父亲取出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给父亲的一份回国时漆封的个人档案，让我弟将其交给兰州大学党委。由于该档案的接收者是福建省委，所以兰州大学党委就将此档案转送到福建省委，经福建省委拆封阅后，我们才了解到父亲是如何掩护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些情况。

 我家在仰光繁华区的商店是一座三层楼房，一层为门市部，二层是工人的操作区，三层是我们的居室。每当仰光的地下党组织人员来我家商量事情或交换情报时，我父亲或母亲总要拿把椅子坐在阳台上纳凉放哨，以防万一。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缅甸总统吴努发动排华运动。他们以中共与缅北克钦族缅共有联系为由，将仰光中共组织中的领导者之一的林鸿珠同志逮捕入狱。当时除了中国驻缅甸大使去探望外，我父亲也前往监狱探望他。林鸿珠对我父亲说：“外面白狗子那么多，你怎么能来看我呢？”父亲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怕什么！”其实当时父亲也就五十多岁。没过多久，我父亲再去探望他时，没想林鸿珠已被吴努政府处决了。父亲对林鸿珠的牺牲非常悲伤与痛苦。所以他也只好在1969年就回国了。后来我才得知，当时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要求国内能照顾父亲回国后的心愿，他愿意在哪里定居，就满足他的要求。此后，我对父亲多了几分崇敬，父亲是共产党挚诚的老朋友，党对我父亲也给予了充分的的信任和关怀。

我父亲是一位做买卖的商人，他怎么和仰光的地下党组织走到一起，我推测应该是得到林鸿珠同志的帮助和引导。我小时候就认得林鸿珠叔叔，他是我大伯陈本燥在勃生附近干懒山巴碾米厂的会计。他当年因工作外出时，常让我坐在他的单车横梁上，顺便带我出去玩，那时我大约是8-9岁。1956年，他回北京到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汇报工作时，我曾经去找了他。他只是告诉我父母均健康平安，了解我的一些情况，其他的事情则一点也没有透露。一直到他牺牲后，我才知道父亲与林鸿珠的友谊不仅是同事关系，同时也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

2013 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