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海运局高级工程师余为江是侨中老校友。今年3月24日下午，侨中广东校友许怀升和上海校友吴成纲访问了余为江。余老岁在米寿，精神矍铄，谈吐儒雅，思维清晰。他回忆了八十年来的人生经历，细数从头，犹如昨日。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一个归国侨生把心掏给祖国的爱国情怀，其精神令人感动。本文根据余老的讲述和笔记材料整理，现予刊发，以资交流。）

 回国求学历尽艰辛

  我于1924年在广东揭阳榕城出生，2岁时随母亲前往泰国。在我之后，家里又有了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父亲在泰国曼谷一家首饰店当了一辈子的店员。我们家不算富裕，但也衣食无忧。

  泰国华侨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为了让子女学好中文，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华侨创办了许多华文学校。1939年秋，我在曼谷新民学校读完初二的时候，泰国政府实行排华政策。他们不仅摧残华侨的经济实业，而且封闭所有的华人学校，逼迫华侨学生入读泰文学校。 

  在泰国政府排华的重压之下，华人社会奋起抗争。他们在出钱出力支援国内抗日战争的同时，积极鼓励华侨学生回国求学。我也在大批侨生回国求学的浪潮中，于1939年9月离开泰国，经由柬埔寨、越南，来到云南昆明。离家时爸爸给我写了 “奋志力学，勿忘家训” 八个字，勉励我回国要努力学习，将来有所作为。

  我在昆明进入私立育侨中学读初三。育侨中学后来并入国立第一华侨中学。1940年6月初中毕业后，免考进入贵阳清华中学读高中。清华中学是清华大学校友在贵阳市郊区花溪镇创办的学校，由于教学质量较好，有较好声誉。但我入读清华中学一年之后就被迫转学了。其原因是我在学生中唯一订阅有《新华日报》和《大公报》这两份进步报纸，引起了学校方面的不满。在 “皖南事变”后，校方扣押了我的报纸，校长和军事教官还多次劝我退订。我觉得这些报纸给我带来许多新知识，我喜爱这些精神食粮，因此没有听从校方的劝告。一天，有个同学告诉我，说我胆子太大,订阅共产党的报纸，劝我要当心！为了避免意外，我便以回乡探望生病的外婆为由，转学到广东普宁中学读高二。

  在普宁中学读了一个学期后，由于日本侵略军逼近，局势紧张，我与两位归侨同学相约，一起前往西南大后方，想找个好学校继续读书。我们路过桂林时，听说汉民中学不错，于是前去报考插班生。1942年3月，我们在汉民中学插班就读两个月后，由于日军进攻东南亚，侨生与国外家庭联系中断，没有了经济来源。此时适逢在重庆江津的国立第二华侨中学在桂林招收侨生，侨生免交学费和食宿费。我们当即转学到了侨二中，这是我中学阶段就读的第六所学校。

  我在綦江侧畔小渔梁的侨二中高中部，从高二下学期读到高中毕业。这段时间，我虽然身无分文，但仍能努力读书，力求考上理想的大学。早在泰国曼谷新民学校读书的时候，进步教师给我们讲述了航空救国的道理，说日本的飞机比我们的多,我们打不过他们, 所以大家要捐款买飞机。在贵阳清华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也鼓励我们将来报考清华大学航空系,制造飞机,打日本鬼子。1943年夏，我高中毕业后，考取了西南联大航空系，即原清华大学航空系，心中十分高兴，但旋即陷入经济困境之中。我拿着入学通知书，却无法凑够从重庆前往昆明西南联大的路费。当时的侨生好友个个都是失去家庭接济的穷学生，帮不了我。我想卖掉唯一值钱的皮大衣，一问价，还不够一半路费。无可奈何之下，我到重庆侨务部门求助，他们冷漠地说经费已分配完了，我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我因为没有钱，去不了昆明，失去了入读西南联大航空系的良机。多年的理想目标得而复失，我气恨,我想家，想向父母哭诉，可是父母远在海外,无法联系。我孤独无援,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新的学期快要开学了，我却孤苦伶仃，生活无着。危难之时，适逢位于四川江津的白沙国立大学先修班招生，食宿学费全免。我如逢甘雨前往报考，结果考上了。过了一年，我考入位于重庆九龙坡的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为了解决读大学的费用问题，我之前与另一位侨生商定，如果两人同时考上大学，就轮流休学。休学的一人去打工挣钱，支持另一个人读大学，两年后再轮换。当年，他没有考上大学，遵守承诺打工支持我上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都与在泰国的家庭恢复了联系,摆脱了经济困境。我还来不及补偿,他很快就回泰国继承父业去了。我深深地感谢他支持我上学的真挚情谊，并与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1946年夏，上海交通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我们联系到一艘小客船，从重庆沿长江而下。哪知这是一艘破旧不堪的船只，未进三峡已经不能再开，我们只得乘坐当地船夫的舢板过三峡。舢板在湍急的水流中颠簸起伏, 在漩涡周边冲转漂荡, 酷似水上过山车, 惊险之至。经过青滩等险峻水段时，我们须上岸徒步行走，过了险段后再上船。待到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在宜昌转乘大船到汉口，再改乘货运火车，又经过两天的折腾，终于到达上海。

  在离开重庆之前，我父亲在曼谷托人带来一大箱美国生产的日用百货。我将整箱货物托重庆华侨银行友人转卖，得到了一大笔钞票。当时钞票已开始贬值，我不懂保值也不知如何采取措施，便用棉布把钞票包成一条腰带，扎在身上带到上海。没想到这段时间货币大幅度贬值，原来几两黄金的价值，现在只顶一件夹克衫了。听说我父亲得知此事后，气得火上心头，骂我是败家子。我心里也很难受。我想：我十五六岁拜别双亲回国，在黔山綦水的山坳里读了几年书，未经世事，不识时务。往后的人生路程还漫长而艰难着呢!今后我脑子应该学得灵活点!

 为国奉献不遗余力

  1947年5月，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大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热衷于打内战，不断加大军费开支，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举行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示威游行”。原来被认为死水一潭的上海交通大学，这次也成了学生运动的堡垒之一，先是与教育部抗争，反对政府要从交大拆走航海科和轮机科而罢课，学生抢来火车自己开，到南京去请愿，继而汇集到浩浩荡荡的全国大学生爱国运动中。同学们都被发动起来了，我也多次参加了游行示威和护校行动。国民党政府出动装甲车和军警特务，阻扰游行队伍，还进入校园拘捕学生运动骨干。每当军警和特务包围学校，进校园抓人时，我们学生就会手挽手组成人墙进行抵挡。敌人的机枪顶在我们的胸膛上，军警和特务分子用皮鞭和棍棒抽打我们。我们就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坚持到底，毫不退却。我因站在队伍前面，曾被军警抽打，小腿受了伤，至今还残留伤痕。这块伤痕激励着我要永远坚持正义，忠贞爱国，刚强不屈。

  1948年6月，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便在上海找工作。当时，社会动荡，经济萧条，上海的造船业十分凋零。我们几个在上海举目无亲的同学，一连三个多月到处求职却处处碰壁。10月份，正值走投无路之时，上海招商局总轮机长，兼任我校轮机系主任的张令法教授看到了我们几个落魄的交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痛苦，便介绍我们进入上海招商局，改行上船当轮机员。上海招商局当时是统辖中国航运的综合性大企业，属下包括有很多船舶。我被派到一艘编号为“民 306 ” 的拖轮上当轮机员。该拖轮是美国造的先进柴油机电动船，马力比较大，每当台风来临的时候，都要被派往吴淞口执勤，以备水上救援。船上设一名轮机长，另有三个轮机员（大，二，三管轮）要轮值开船。我所学专业是造船，虽然也学了几门轮机课程，却未曾实习过，不会开船也不会维修保养。尽管如此，我却与船员们相处得很好。其原因是船上有很多英文说明书，一般船员都看不懂，而我却能看懂。于是我阅看英文说明书，给船员讲解，同时跟他们习艺，他们教我操作拆装维修。过一段时间，我也能胜任岗位工作了。通过交流互学，大家有了共同语言，建立了感情，工作也更加得心应手。航海被列为危险作业范畴，待遇较高，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薪金一般有几十块银元，而我这个三管轮的月薪加上伙食补助和航程津贴，却有200来块银元。我的专业不对口，却因祸得福，拿到高薪，心里很是高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前，我们的拖轮驳船运货去南京。国民党部队几个官兵端着机枪上船，将拖轮劫持，要我们天亮后将溃败的部队从江北运到江南。当半夜里那些官兵回去睡觉时，我们偷偷将船开离码头直奔上海。途中遇到两岸炮战，我们的船体被炮弹轰开了一个大洞。船到镇江时，又被国民党海军拦截，不许前行。在炮火声中，江面已被封锁，我们收到上海招商局许可弃船的电报，想乘火车返上海，但火车站也被国民党部队接管，老百姓不能进入。这时，二管轮出了个主意。我们全体20多名船员全部穿上海员制服，佩带肩章、领带和戴上大盖帽，在二管轮威严的口令声中操步进入火车站。守卫火车站的士兵被我们的阵势镇住了，以为我们是海军而未加盘查。我们进入火车站后，立即换上便装，从窗口爬入车厢，终于回到了上海。

  我在上海寄宿在一个领航员家中，每天听到街上不断传来激战的枪声。 5 月 25 日 上海解放，街上枪声停息，我上街一看，有大批的解放军战士在人行道上睡觉。临街楼上楼下的市民忙着给解放军送茶水和食品，解放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婉言谢绝。他们还劝导市民暂时不要出来，说“外面还有零星战斗，有危险，不要出门，我们会保卫你们的安全，请你们放心！” 5 月 26 日 ，解放军通过广播电台号召船员回海运局，支持人民政府的工作。我在隔天后前往指定地点报到，第一批被安排到“中 114 ” 登陆艇工作。“中 114 ” 登陆艇当时停泊在南京。我们前往南京将船开回上海，在途中遇到国民党飞机低空扫射，船壳被打出许多洞洞。我们一边开船一边堵漏，终于将船开回上海。在焊补漏洞后，我们的船两次运送解放军战士至崇明岛冲滩登陆，增援前线作战，每次运送约2000人。第一船下午开船后，遭到敌机扫射，几名战士受了伤。我们马上靠回码头，等到晚上再启航。当时吴淞口外还有敌舰在远处打灯语，我们关了灯火继续前进，在夜幕下到达崇明岛冲滩成功。隔天后，我们又运送了第二船战士成功登陆。

  “中 114 ” 登陆艇上有一名军代表和一名通讯员，军代表也是潮汕籍泰国华侨，于是我和他的共同话题也就更多了。军代表叫我申请加入共青团，我当时年轻幼稚，不知天高地厚,回答说：“我不参加共青团，要就参加共产党！”不久，上海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南下工作团，我也报了名，但因当时船员奇缺，军代表不批准我离开。他说开船给上海运送煤炭发电，保上海也是干革命，我说不拿枪不算干革命。最后组织上还是不让我走，我继续留在船上工作。

  后来，解放军筹划渡海解放台湾，“中 114 ” 登陆艇被编入东海舰队，我们还听过东海舰队司令员的动员报告。几个月后,任务变更, “中 114 ” 登陆艇回归上海海运局。1952年,我被临时抽调到劳动工资科协助做船员工资改革，首先在宁波客船“民主3号”试点。“民主3号”船员工资相差悬殊，船长上千元，水手尤其是服务员却很低，甚至没有工资，靠收小费和走私过日子。经过深入调查,重点私访,广泛征求意见,我们制定了新的船员工资施行标准,经报批试行,总结修改后在全局船舶上执行。之后，我还被到安徽凤阳县参加土改工作队三个月。在农村土改工作中，我了解到农民与地主土豪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的惨烈,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1954年，我调入上海海运局机务处修船科柴油机组,有机会配合热工科胡信道科长研究解决油轮烟囱冒火问题，以及配合交通部水运局周延瑾总工程师研究解决锅炉恶性裂缝的维修工作，从两位老前辈那里学到了很多技术知识和科研工作的经验。

  解放初期，由于我国沿海被封锁，海运力量缺口很大，国内造船力量薄弱，供求大不适应，只好把提高运力的希望寄托在修理老船旧船上。1956年，机务处相应成立船舶技术资料科，我被调任为副科长。我们组织调查船舶技术现状，建立了所有船舶的技术档案,并编制了老船恢复修理的编年规划。

  1960年，船舶技术资料科并入修船科(科长蔡梓松)我担任副科长, 并组建船舶大修组,有步骤地落实老旧船舶恢复修理规划的具体实施。随后,蔡梓松调任北京船检局总工程师,我接任为科长。修船科是一个任务繁重的工作部门。它承担着保证全局的船舶处于良好技术状态的重担。为了及时抢修船舶，我们工作不分日夜，时常睡办公室过夜。

  1970年文革期间, 由于国内船坞容量不够, 我局有不少万吨级船舶因待修而停航，运输力损失很大。我当时被安排在”斗批改”学习班学习。在学习之余，有人提出利用待报废的巨轮改建成万吨浮船坞以应急需的想法,大家献计献策各自提供方案。我做的方案被众人选中,。春节假期,我在家里粗略完成一个初步设计方案,(一个总体外观草图,一个浮力初步计算,一张船体中间横剖面图)抛砖引玉,经大家讨论补充认可。当时有多个热心人夜里来我家看图纸,被公安人员误认为开黑会,包围入室检查,看到桌面除图纸计算书之外，别无他物, 连忙声称是误会而撤走。后来，局里和交通部都对我们的创新项目表示支持，并以提出倡议的日期 1970 年 2 月 1 日 为中国第一艘万吨浮船坞命名，称为“ 7021 ” 号。“ 7021 ” 号於六月开工，军代表是总指挥，我被指派为技术总负责。当年年底， “ 7021 ” 号成功建成，我担任第一任坞长兼坞修工程师。1972年，有22艘大小船舶在“ 7021 ” 号浮船坞完成坞修工程。一年之后，我又被调往狄港船厂，参与建造三万吨的浮船坞“黄山号”的技术工作。用了一年功夫，终于建成了上海海运局的第一条三万吨浮船坞。紧接着在1974年，局里又调我参与了筹建立丰船厂和南通船厂的工作。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造船行业也通过学习引进国外先进造船技术，不断提高造船的技术水平。1978年11月，局里派我前往南斯拉夫“5.3船厂”审查建造15条船的图纸。1979年3月图纸审查完毕后，又安排我转移到南斯拉夫普拉船厂驻厂监督造船。在此期间1979年2月，局里通知我升任船舶技术处副处长。       

在1980年至1984年间，我们与各有关科研院所配合，研创了若干新船型，并根据新建船舶动力节能和大马力推进的要求，与各柴油机制造厂共谋引进国外先进柴油机机型制造的专利。引进专利后，根据修造船需要，我们经过考察，在大小三线工厂订造一批大型苏尔寿柴油机。与直接购买国外船舶柴油机相比较，我们的举措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大笔经费，而且使一批三线工厂长期停产的状况得以缓解。           

1984年，交通部派我到美国航运公司咨询和学习大型自卸船的建造技术，并制定设计任务书。自卸船是世界上先进的散装货轮品种，它依靠自身的装卸设备，一秒钟可卸几吨货物，操作方便、效率高，还可节省大量堆栈场地，节省大笔基本建设费用。船上的自动化程度高，有一百多个控制点，功能相当复杂。我在制定出我们自己的自卸船的设计任务书后，旋即飞往日本六个投标厂中的三个船厂进行实地考察和进行技术谈判，确认中标厂家和签订合同，并带队去日本的船厂监督建造自卸船。

1980年，交通部以北京交通部规划院为试点，开展高级技术职称评审，我被选为少数几个技术评审员之一，之后每年都参加交通部组织的评审工作，直至70岁退休为止。1982年我得到国家科技委授予的高级工程师证书， 1989年被补授为正级高级工程师（正教授级待遇）职称。

屡遭磨难见证忠诚

回想几十年来的经历，我在业务方面，由于有较好的专业基础，也有点好奇求新的精神，加上懂点英语，有利于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因此能较好地适应多方面技术工作的要求。我得到组织的信任，有较多的学习和实践机会，感到十分荣幸和幸福。但在政治方面，由于我是侨生，有海外关系，因此，在极左路线盛行的年代，也经历了一些冲击。 

回想我经历的一些磨难，其中几次还清楚记得。第一次是在1960年。当时苏联援助中国156个工程项目，有一项是设计原子能船,以透平机为推进动力。我被调到北京参加设计组，跟苏联专家学习。设计组有来自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十几名专家、教授和专业人员等。我的专业原是造船，蒸汽透平机设计并非我的本行，却被安排负责难度比较大的低压缸设计。我刻苦学习俄语和相关技术，晚上经常在被窝里打亮手电筒学俄语，勉强能听懂苏联专家的授课。正当我专心学习和忙于设计的时候，全国开始了反右倾斗争，设计组也组织大家学习。在一次学习会上，党小组组长邵某某要我谈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我说我对总路线、大跃进比较清楚，人民公社我不大懂。他马上对我发难，一条腿踩在长凳上，伸出一只手指，指着我狠狠地说：“你是大学生，为什么不懂人民公社？装作不懂人民公社，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党！”还说：“你为什么晚上老睡不着觉，是不是有什么思想问题？你要好好坦白交代！”他把我当做反右倾斗争的靶子了，多次组织围攻批判我，要我写书面检讨认错，承认是右倾思想，还说什么技术局支部已经内定了，你已经在右倾边缘。但我百思不解，为什么我多年的同事、昔日的大学同学会如此狠下毒手！无非是他想把我这个小科长整下去，给他做向上爬的台阶,真使我寒心不已！有一天在交通部技术局朱局长家里聚会，当他得悉我挨整的事后，十分震惊和愤怒。他说:“我是党支部书记，怎么没听说过这件事, 更没有什么内定！”他马上责问邵某某：“余为江过去和现在是什么人，你我不是都很清楚吗？你为什么要组织批斗他？”邵某某花言巧语地回答说：“我只是想给他洗洗脑筋罢了！”朱局长严厉批评了邵某某盗用党支部名义整人的卑劣行为，为我伸张了正义，我才得以安心继续投入设计工作。过后不久,因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我们设计透平机的工作中途夭折，组员都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

第二次是1964年。当时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口号，我又被列为运动的对象。1962年经济困难的时候，父亲曾从泰国给我寄来一些牛油和奶粉。第一次我收了，同时我也去信要他们以后不要再寄。当父亲第二次再寄来食品的时候，我拒收并将邮包退回去。父亲收到退回的邮包后，很不理解，写信来骂我六亲不认，是不孝之子！当时的社教工作组抓住国外的家人给我寄食品这一点，说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思想受腐蚀，要批评教育。我把我拒收食品的情况向工作组汇报，他们却不相信。我的爱人及时提醒我说，父亲的来信不是还在吗？拿出来交给工作组，看看能否证明我们的清白。父亲写信用的是文言文，工作组人员看不懂，说这里放的是什么屁！后来他们把信交给上级部门的人看后，对我的态度立即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不仅不再批评我，而且还在单位里表扬我思想进步，立场坚定，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心中不禁感谢父亲骂我骂得好！这一骂使我免去了一场政治灾难。

第三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在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第二天，我被单位的电话从大连紧急召回。回到单位一看，只见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楼层贴满了批判我的漫画和大字报。大字报批判我是资产阶级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还用漫画责问“余为江你坦白了没有？”我当时只不过是资料科和修船科的一个小小的科长，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令我感到惶恐，连日食宿不安。单位里的同事都和我保持距离，让我感到孤立无助，抬不起头来。好在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中央下达了简称《十六条》的政策性文件，文件明确规定，像我这一级别的干部不属于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对象。有了中央文件的保护，单位里对我的批判才销声匿迹，我再次得到解脱。

第四次是在1981年。当时一位大学讲师设计了一艘双体海运客船。我在审查时，依据性能试验数据，指出他设计的双体船达不到海运客船的要求，否定了它的设计方案。没想到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位讲师与我单位里一位原来的造反派干将，借一个不明真相的《文汇报》记者之手，连续发表文章对我进行造谣攻击，并写信向市政府投诉，说我滥用职权，篡改实验数据，扼杀青年人才的成长等等。市政府几次派出以老干部为主要成员的调查组,多次召我到市政府接受调查，查验数据。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调查之后，调查组的负责人在1984年初向我宣布了调查的结果。指出：“某某对你的诉状已被否定，你对科研数据的判解和措施是正确的。” 

我的父母都是爱国华侨，他们把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儿子都送回国内读书和工作，只留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在身边。我的二弟1947年回国求学，解放后参加南下工作团，后来在深圳工作。我的小弟1957年反右期间回国求学，两年后受主管部门派去越南，他与我们长期失去联络。1973年，父母因挂念我们归国三兄弟，由我小妹陪伴一起来到上海。大弟从深圳赶过来，他夫妻俩当时被下放到农村锻炼，来到上海的时候像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