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0年3月15日生于新加坡。小时候在新加坡“士得力”、“利玛塞”英文学校学习英语；在养正小学、中正中学学习汉语。当时我的亲父潘燕池任新加坡中国保险公司司理，一家人过着富裕的生活。当时，华人圈里有一种说法，回“唐山”就意味着过贫苦生活，受冻挨饿啃番薯，因此极少有人愿意回国。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侨首领 陈嘉庚 先生号召南洋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大批华侨纷纷回国，加入了抗战的行列。1939年12月底，在抗日救国的感召下和在 陈嘉庚 先生为首领的南洋华侨总会组织下，我告别了父母、兄、嫂、妹妹等亲人，回国读书。当时回国读书也是爱国的表现，因为青年学生是抗日的后备军。

在新加坡养正小学读书时，我是学校铜管乐队里吹长号的队员。在乐队里，我认识了当指挥兼指导的冼星海先生。我回国之前，冼星海先生曾告诉我说他要到延安去。我当时对延安没有任何概念，因为崇拜冼星海先生，我便对他说：“你去延安，将来我也去延安找你！”回国后，我们先是到了云南。我进入云南保山国立侨一中继续读高中，两年后高中毕业考入贵州大学。

1944年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吸取第一次派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的教训，决定在印度的蓝姆伽和利多设立训练基地，在美军的帮助下，重新装备和训练远征军，提高部队在热带丛林中的战斗力，为下一步入缅作战，打通国际运输线做准备。为了给美军联络官配备翻译，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派员到各大学招考英语翻译。在那个年代，一万人里难出一个大学生，大学生中能当翻译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当时正在国立贵州大学外文系读二年级，为了抗日救国，立即报名投考。我在新加坡的英文学校学过英语，大学又是读英美文学的专业，教授潘家洵原为北大外文系名教授，英文基础好加上有名师指导，我的英语水平不错，一经测试，马上顺利过关。录取后，我们被送到昆明译员训练班培训，为期两个月左右，训练内容包括国际礼仪、军事科目和翻译等。

1944年4月间，我们从昆明乘坐美军运输机前去印度利多训练基地报到。途中飞越一高山时出现了险情，机身结冰，飞行困难。因高空气流不稳，气压突然下降，许多人身上钢笔里的墨水骤然喷出，更有不少人剧烈呕吐。为减轻飞机重量，我们从飞机上丢下了不少军用物品。美军机师又命令我们做好跳伞准备，他一下令就得挨个跳下，违者立即枪毙。好在飞机终于飞越天险，我们得以转危为安。

到达印度利多训练基地后，顿觉气候火热。为了防疫，我们刚下飞机就去洗澡换装。全部人员配发英式军服和美式武器，同时再次分配到各个岗位。我和西南联大的三个四年级理工科学生被派往中国驻印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我被留在团部，任团长王启瑞随身翻译，另外三人被派往营部。外事局委任我为三级译员、少校军衔。

当时新六军自军部至营部皆驻有美军联络官及军士，全面负责教授美军武器装备的使用战术训练。我经常陪同团长及美军联络官前往各营连巡视，帮助解决双方沟通上的问题。

经过数月训练，我军的丛林作战能力（如战术、配合、通讯及指挥等）有了很大提高。为检验训练成果，全团进行了一次实弹演习，进攻一个假设被日军侵占的密林山头。我陪同团长及美军联络官前往第一线观察。随着一声令下，各种火炮密集地向山上工事轰击，飞机亦投弹助战。有一次我站着观战，眼看着炮弹在不远处落下，而我却不知道躲避。团长突然将我扑倒在地，将我压在身下，使我逃过一劫。事后团长嘱咐我以后上战场要注意隐蔽，以免被敌人或自己的炮火伤害。演习结束后，团长特意交代手下带我到密林中补习各种战斗技能，后来又发给我一支36发美式冲锋枪，并派两个卫兵专门保护我的安全。

在四十团工作数月后，我被急调回师部兽医处，与美军兽医少校约翰共事，同住一顶帐篷，负责辎重营骡马队的防疫工作。这是因为印缅战场地处热带密林，交通落后，粮弹等物资难以用卡车运送。美军联络官提出组建骡马队，根据实际需要配属各师。运来的骡马大都来自澳大利亚，对当地水土不太适应，经常有病，我和约翰就忙于到各处巡察，医治病马。骡马得了炭疽病，具有很强的人兽传染性。偶尔有的战马得了病，约翰就命令士兵挖一深坑，把病马枪毙后掩埋。虽然我不懂兽医，但在约翰的教导下，逐渐掌握了一定的医药知识，工作起来两个配合相当不错，保证了辎重营的训练和机动能力，这在后来的战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与美军兽医官约翰少校共事之初，美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每次乘车，他一定要我坐到后面去，不然就冲着我喊outside。我很不服气，心里想，大家都是少校，凭什么你这么自以为了不起！有一次，我问了约翰一个问题：“你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吗？” 约翰不知道。我便跟他讲了一个别人告诉我的真实的故事：军队里有的美国人不会分辨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人来了，他还朝着对方喊“hello，挺好挺好”，结果就被日军杀了。这个故事改变了约翰对我的态度。自那以后，无论坐车、吃饭、睡帐篷，他都像朋友一样一定要拉上我。抗战胜利后，约翰曾盛情邀请我同他一起去美国。我谢绝说：“我才不要去！我要留在中国！”  

我在师部兽医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全师将士开赴前线。新六军是钢铁之师，从印度打回缅甸，每战必捷。我随师部行动，陪同约翰管理骡马队。在我所经历的大小战斗中，以攻克密支那最为难忘。驻守密支那的日军大部分为九州的煤矿工，善于挖工事固守。由于密支那地处原始森林，坦克、大炮不能及时开赴战场，飞机的作用亦有限，辎重营骡马队充分显示了机动灵活的作用，从而保证了前线粮弹的供应。我师四十一团及四十二团开赴火线，直接投入密支那的攻坚战。战士们通过挖地道逼近日军据点，逐个摧毁和消灭日军。密支那攻克后，我师俘虏了不少日军，同时还缴获了很多军用物资和一大堆日军在缅甸发行的钞票。我拿了十几张做纪念。

密支那战役后，滇缅公路重新开通，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内，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英国人当时有如下评论：一名日军可以对付六名印军或三名英军，但只能对付一名中国军人。可以说，新六军（包括其他远征军）在印度和缅甸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也为世界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1944年冬，日军从广西攻到贵州独山县，威逼贵阳。贵州告急，局势紧张，一部分贵阳民众已开始疏散。为阻止日军进一步进攻大西南，蒋介石急令空运新六军全军回国。我师回国后被调到云南沾益县待命，我仍随师部兽医处行动。日军听闻新六军已空运回国，不敢继续深入，不久就从独山退回广西。这样，贵阳人民就避免了日寇的残酷蹂躏。

1945年春夏，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进攻湘西，企图消灭雪峰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并攻占芷江机场，然后进逼重庆。军委会决定利用湘西的有利地形吸引日军深入，然后分割消灭敌军。新六军被任命为总预备队，全军再次空运到湘西芷江、安江、洪江一带集结。不久后，进攻的几路日军全部陷入我军的包围圈，在我军的围歼下伤亡数万人，余者仓皇夺路逃回。新六军为国内的抗战事业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六军因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在国内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记得刚到云南和湖南时，我们都曾临时借住在老百姓家中，他们都热情地让出住房，并称赞我们不像有的部队打人，抢东西。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军宣布投降，举国欢腾。和我一起工作和约翰少校因成绩突出被升为中校。他即向新六军部提出，我和他工作了一年多，成绩属于两人，我也应得到提升。不久军委会外事局下文升我为二级译员，授中校军衔。我见抗战已获胜利，完成了抗日救国的夙愿，便提出退伍，回贵州大学继续学习的要求。1945年8月底，我从湖南芷江乘飞机回昆明外事局办事处，办理退伍手续。离别前，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将军为我们全体退休翻译官送行，并且宣读了由他本人签发的嘉奖令，盛赞我们在抗战中与盟军并肩作战的精神。我和约翰互赠照片、互留地址后也依依不舍互相告别。他回美国得克萨斯州继续当兽医。我重回贵州大学完成学业。此后，两人再无联系。

由于父母在抗战期间相继去世，我大学毕业后没有回新加坡，而是随福建的同学到了福建的老家永春县。因受到永春县一中校长的挽留，我便留下来做了英文教师。解放前夕，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为我买好了回南洋的船票，但我的心此时已留在祖国，便放弃了这唯一的一次出国的机会。解放后，我将所有的证件，包括军官证、退伍证统统上交给组织，我相信新的国家一定会带来新的希望。

1957年我国开展“反右”斗争时，因为学校的右派人数还没有达到5%的指标，第一批“漏网”的我最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学校找出我抗战服役的经历，却认定我为反动军官。我被开除公职，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1961年，我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安排到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再次被戴上“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帽子。有一天晚上，学校里放映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红卫兵在看电影的时候突然想到潘侨南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家里一定有电台，用来跟台湾联系，就去抄了我的家。当时我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红卫兵来抄家，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我再次被学校开除，下放到农村劳改。直至1973年才安排我回到学校，又继续做一名代课老师。1980年，我终于被“割尾巴”，彻底平反。这一年，我已经六十岁了.1981年夏，因为工作需要，我有幸调入我夫人工作的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担任英语教师，给其它系学生上公共英语课。1987年3月从福建师范大学退休。我的身边除了两张在印度时拍的军装照，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那场战争的纪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