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革命的道路

广州 贝 浩

(编者按：贝浩（1926—2000年），曾用名贝皓光，广东揭西人，1943至1945年就读贵阳侨一中和重庆侨二中。1945年前往湖北中原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在一次奉命化装外出侦探敌情时，被捕入狱，被囚禁半年。出狱后于1947年回到家乡，组织进步青年成立读书社。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潮汕人民抗征队、五华武工队、横江大队，先后担任指导员、中队长、副大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二支队八团副营长等职。1955年起先后任潮阳县关埠中学校长，潮阳高级中学、潮阳县贵屿中学、揭西县钱坑中学、大溪中学教导主任，揭西县南山中学副校长等职。1981年人中共揭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至1985年离休。离休后仍然继续编写《大北山革命根据地史料综述》。2003年，在纪念贝浩同志逝世三周年之际，广东党史研究室将贝浩整理和参加编写的地方党史专题史料以及怀念他的文章，汇编出版了《贝浩纪念文集》。本文记录了贝浩在青年时代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段回忆。)

1943年1月，我同家乡的几位同学一起，从广东揭西来到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县五里桥乡，进入国立第一华侨中学。为什么要离家几千里到这里读书？主要的原因是 “读书不要钱”。我小时候家里穷，父亲和哥哥被迫远离家乡，飘洋过海到南洋群岛打工谋生。在我4岁和10岁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全家靠继母在家乡务农和哥哥从南洋寄些钱回来维持生活。当时由于日军的进攻，交通断绝，哥哥无法寄钱回家，我在河婆中学上学难以为继，在读完初一后，不得不休学回家耕田。村里有人了解到国立华侨中学“读书不用钱”。在侨中，华侨学生可以享受“贷金”，就是由政府提供一笔贷款，由学校统一管理，可供学生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也不用缴交学费。学生毕业后，要为国家服务一定的时间，以归还“贷款”。在战乱时期，政府的这种措施，对于一时困难的侨生来说，可真是一个好机会。这便是我们几个人来贵州读书的原因。

云贵高原海拔一千多米，是一个“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钱”的地方。当时的国立第一华侨中学就设在离贵阳市几十公里的清镇县偏僻的山区。来这里读书，生活上的第一个问题是御寒。贵州冬天的低温可达摄氏零度以下，而在广东却是全年难见霜雪。我在家乡从不曾穿过什么“羊毛衣”，穿上三几件单衣便可以过冬。如今到了贵州，我们没有棉衣，棉被也没带来。离家前筹集的路费，差不多已经用完，没钱买棉被了。学生宿舍是盖在半山腰的茅草房，泥巴墙，泥地板，几十个人睡在连排的木板床上。晚上天寒地冻，宿舍内没有烤火,我们睡觉时要穿多几件衣服，还要在铺板上铺上稻草，在夹被中塞满稻草。几个人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才能睡到天亮。虽然环境条件恶劣，但同学们怀着“一心向往光明”的满腔热血，还是勤勉地学习着，不断追求进步。

也就是在这高原上，我们看到了一批进步的书刊，其中有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报纸，在学校里是不给学生阅读的。校长看了以后，把报纸堆放在图书馆的书橱上面，却被学生发现了。我和一些进步的同学找机会把《新华日报》偷偷拿出来看，看完后再把报纸放还原处。很长一段时间，图书管理人员也没有发觉。《新华日报》内容丰富，让我们了解了许多信息。此外，我们还阅读了一批进步的书籍，如《大众哲学》、《新哲学体系讲话》（陈唯实著）等，这些书刊，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

我们班有个同学叫郭秀全，是柬埔寨侨生。他个子较高，样子斯文，有点像洋学生。他说话不够流畅，可是对人热情大方。他祖籍在广东汕头市附近，常常用他那带有汕头味的普通话，同大家开开玩笑，说说笑笑。他富有正义感，同情穷苦人家，最反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的现象，最痛恨那些发国难财的奸商和官僚。我们班几个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老乡，很快地与郭秀全成了好朋友。平时，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问题，互相传阅《新华日报》等进步书报，逐渐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在侨中读书，我们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危亡。1943年，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东北、华北、华中大都被占领了，沿海的城市也被占领了。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都被占领。广州被占领，临时省会韶关也被占领，京广铁路，湘桂路都被敌寇打通。也就是1943年，粤东一带大旱几十天，沿海渔民不敢出海捕鱼，盐民不能晒盐，饥民四处逃荒，饿殍不断，据《揭阳县志》记载，1943年全县饿死68000人，逃荒24000人，被拐卖的妇女儿童22000人。当时国难当头，一些官僚却在发国难财，贪污受贿欺压民众。他们照样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看到这些天堂与地狱般的鲜明对比，凡热血青年都会满腔怒火，愤愤不平。我们几个同学来自贫穷的农村，深知广大农民生活的艰难，少年时便有“救斯民于水火”的抱负。当大家聚在一起谈到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而产生思想共鸣时，自然就觉得是志同道合，相见恨晚了。

我们几人在一起无所不谈，既谈到社会，也谈到学校。侨一中原来在云南保山县，因为遭受日机轰炸而迁来贵州。新的校园远离城市，也远离炮火。这里民情纯朴，但却消息不灵。我们认为在一个所谓“国立高中”里，连学生会也不准成立，只讲“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不是独裁吗？进步的书刊出版发行，却不让学生看，我们只能在暗中偷着看。更离奇的是在一些茶楼里竟贴有“莫读（谈）国书（事）”的标语，在学生中也有一些人真的不问国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现象。面对这种现象怎么办？郭秀全提议成立“火炬读书会“，出版墙报，以唤醒一些同学。于是我们出版了一期《火炬》壁报，一式三份，分贴在校本部、高中部和初中部三个地方。

这期《火炬》壁报的内容严厉抨击国民党当局，批评重庆政府不是积极抗日，把当时的统治者喻为秦始皇，希特勒，把社会说成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真像颗不大不小的炸弹，炸开了一潭死水。各种风声在校园内迅速传递。有人说，这是共产党在活动，在煽动学生。《火炬》壁报贴出不久，即被学校派人全被撕去了，而且教务处还贴出布告，要出版壁报的人去承认此事。

学校把《火炬》壁报事件当做一个案件下决心破“案”。几个较活跃的学生被叫去谈话询问。刘校长说：“你们不要怕，共产主义是好的，同三民主没有多少不同，只是共产党的方法不对。你们是共产党，承认了也不要紧。青年人知道做错了事，认了改了便好。”我也被叫去问话了，我一口咬定不知道此事，也就完了。可是，有一个同学被询问时慌慌张张，回答露出破绽，在校方严厉追问下，只好承认他有参与其事，并说出只有三个人参加，其中就有我的名字。情况急转直下，我们三名同学只好承认，包揽全部责任，不再涉及其他同学。郭秀全等同学没有暴露，但是 “火炬”读书会也因此停止了活动，以免再惹麻烦。我们几个同学都不是共产党员，学校再三追问，也再无其它结果。最后，学校对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1944年秋，学校从贵州省迁到四川重庆，并入位于綦江河边的国立第二华侨中学。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郭秀全的带领下，很快地与原侨二中的进步同学取得联系，建立了秘密小组。后来，秘密小组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运组有了联系，成为党组织在侨二中的一个秘密据点。当时在大中学校中成立的进步学生的秘密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提议，称为“据点”。侨二中秘密“据点”在学校中团结广大同学，在校内争取成立时事研究会，成立学生自治会，并且在学校中秘密发展组织。校内发展的进步学生组织都是秘密小组，秘密小组主要开展秘密阅读进步报刊的活动。秘密小组对外只有纵的个别联系，谁都不知道上级是谁，也不知道其他秘密小组的情况。到1945年夏天，侨二中秘密小组成员大概有几十人。在80年代进行党史调查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档案资料里，查知侨二中据点小组是南方局青年组领导的一个“据点”，当时上报登记的小组成员名单有12人。这12人中有9人后来参加了人民武装队伍。

1945年夏，学校里发生了一起驱赶特务分子的学潮事件。事件过后，郭秀全等四名同学被学校开除学籍。我和几位同学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 一个月后又被开除学籍。离开学校后，经郭秀全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决定安排我和郭秀全、张正彬、邹任民、云昌万、余直等六名同学去中原解放区参加新四军。

从重庆去中原解放区，如果从奉节县的白帝城乘船到解放区附近的江陵，正如李白诗《下江陵》所说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当时的长江河道上有国民党军队的警戒线，还有日军的警戒线，一切船只无法通行，我们只能从陆地上走路前往，要兜一个大弯。我们的路线是从四川进入湖南，再进入湖北，然后渡过长江，才能到达解放区，这是一段遥远的路程。

在出发之前，上级派人来与我们谈话，严肃地交代保守秘密的纪律。他要求我们不得与任何人说起有关去解放区的事，同行的人要装作互相不认识。他个别交代联络暗号，说这暗号只准自己知道，不准对任何人提及，对同行的人也同样。他特别交代，要暗记路线的地点，万一记不住，只能写成字条，缝在衣服中。他还说万一被日伪军或国民党反动军警抓住，要保持革命气节，不论受什么刑，甚至牺牲，也不能暴露秘密，特别是联络暗号，这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关系到千万人的生命问题。在到达解放区之后，几个同行谈起来，才知道大家的暗号都相同，就是“钱处长之光要我来找李师长先念工作的”共17个字。

在出发之前，我身无分文，其他同学也是囊中羞涩。郭秀全的哥哥当时在贵州毕节任工程师，他寄来一笔不大不小的款子。郭秀全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做路费。我们都有点过意不去，秀全却说：“为了干革命，这点款子算什么？”我们从奉节开始行军，每日走几十公里，走到天黑时先住下来，第二天不顾脚跟疼痛再坚持走。在经过四川和湖南交界的大山时，上山30多公里，下山十几公里，转了几十个弯。上山难，下山更难，在陡坡中一步一步地下来，双腿直打颤。在深山密林中，抬头一线天，只闻鸟兽声，不见人踪影，令人心惊胆战。到了山下，回头一望，山在云雾中，不知道自己从哪里下来。晚上住下来，回想当日行程，大家都真正体会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含义。

我们一共走了二十来天，跨越三个省份，经过国民党军警和日寇、伪军的岗哨盘查，终于过了长江，登上北岸，来到了解放区。当见到解放区的干部和群众，听到他们大声地讲到共产党和新四军时，对比在国民党统治区讲这些话，只能小声地偷着讲的情景，大家都不禁高呼“解放了！”“自由了！”那种兴高采烈，热情奔放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在解放区，我们参加了新四军第五师（后来改编为中原军区），被安排在不同的部队。1946年夏天，中原军区6万解放军在国民党30万军队包围中，各支部队分散突围。同去的侨中同学生死如何？我一点儿消息都没有。我这个年纪最小的伙伴却幸运地逃离死神，在中原突围的枪林弹雨中钻了出来，“留得青山在”。我只能在梦中与他们相见，也许有一天会有他们的消息，也许有一天他们会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也许……

      (后注：与贝浩同去中原解放区参加新四军的其他五名同学中，云昌万是泰国侨生，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曾任全国侨联委员、河南省侨联副主席、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余直解放后任广西外事办副主任。张正彬解放后在广东江门市中学教书。邹任民解放初期在昆明因车祸不幸逝世。郭秀全一直音信全无。1986年，一百多名老同志重返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大家判断他可能是在当年的中原突围中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