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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邹剑秋， 1924年10月出生，广东揭西县五经富乡营盘村人。1938年6月在汕头聿怀中学（当时聿怀中学内迁五经富乡原北山中学校址）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转入侨二中就读。1945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1年毕业。曾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代理书记），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局党委副书记。现任中国教育家协会名誉会长。邹剑秋是当年侨二中和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本文记录了他为了祖国的明天而奋斗一生的不平凡的事迹。）
一、中学时代走上革命道路
我生长在广东揭西县五经富乡的营盘村，小时候看到家乡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我家虽然有华侨伯父的支持，但是日子也过得很艰难。政府的苛捐杂税，民间的高利贷，害得多少农民几乎活不下去。有一年年关到了，邻居老伯由于还不起高利贷，耕牛被拉走抵债。面对贫穷的农村，困苦的农民，我常常一个人到附近的小山头上苦思冥想，为什么这个社会这么黑暗，如此不公平？学校里地下党组织的老师发现了我，主动接近我，开导我，带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各项活动，认真做好组织安排的各项工作，被党组织列为培养对象，并于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遭到敌人破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委事件”。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按组织决定进行了地区性转移。当时转移的党员，有的去了南洋，有的去了延安。学生党员林兴祺和我则分别于于1942年冬和1943年春转移到四川重庆。在重庆，通过民生路附近一家以书店为掩护的地下交通站，我们与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华侨工作的方卓芬同志接上头。因为我们当时还是正在读书的中学生，于是在赴延安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进入侨二中就读。我在高二文科班，林兴祺比我早一个学期进入高三毕业班
在侨二中，我与林兴祺、黄秋发、陈知生四名学生党员自动组成侨二中学生工作组，定期集中研究如何在校内学生中开展工作。我们没有发展学生党员的任务，主要工作是联系进步学生成立秘密读书小组，学习革命理论，传阅《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宣传材料。当时学生中成立了多个秘密读书小组，我们与小组负责人保持单线联系。秘密读书小组一般三几个人为一组，小组与小组之间没有横的联系。我们要求各小组成员严守秘密，不得与任何人谈及组内情况。秘密读书小组成员传阅进步书刊资料，一般在校外进行。我们提供的学习资料，由各小组装在陶罐里，埋在校外偏僻的树林里。小组成员在课余时间个别前往埋藏资料的地点，阅看后又埋回原处。在一段时间后，小组成员集中交流读书学习心得。组织秘密读书小组的活动，培养了一大批进步学生。他们在日后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在侨二中还出版了宣传时事的壁报“T.T.A”。壁报定期出版，在学生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二、在复旦学运中锻炼成长
1944年，我在侨二中高中毕业后，先进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侨生先修班，一年后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44年5月，在正式入读新闻系之前，经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安排，我进入了复旦大学第二届“据点”核心组。“据点”核心组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成立的，在大学里实际上起着共产党的地下支部的作用。1945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在总结大学 “据点”工作时指出：“高校的‘据点’，以复旦大学的为最好，最典型”。“复旦‘据点’是学校模范‘据点’之一。在全校大约2000学生中，信仰新民主主义的，以秘密和半秘密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进步青年已有100多人。这100多人可直接联系和影响的700多人，在全校各种活动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三青（按：指三青团和特务分子）在每一次进攻中都遭到了惨败。”
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时，系主任是著名的陈望道先生。陈望道先生是中国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秋我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时候，“据点”核心组的负责人杜栖梧同志考虑到今后工作的连续性，决定把我介绍给陈望道先生。他事先向我介绍说：“陈先生是一个受国民党监视，没有自由的人。他的行动不能越过青木关（按:青木关是从重庆到成都的必经的关口）。但是因为陈先生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国民党也不敢对他怎么样。”一天，杜栖梧同志带我到陈先生家里，向他介绍说：“邹剑秋是我们新闻系新选出的系会主席，是可以信任的同志。今后陈先生有什么吩咐，可以放心地让剑秋同志去办。”从此开始了我与陈望道先生在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的十分特殊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忘年之交，也是亲密战友。特别凑巧的是，陈望道先生的住处与我们“据点”核心组的秘密办公地点正好是在同一个四合院——潜庐。在夏坝东阳镇这幢有一点神秘的四合院里，南面两大间是陈先生与夫人蔡葵女士的居室，北面三间是我们“据点”核心组的活动场所，西面三间，则是我们《中国学生导报》编辑部，东边是一堵高墙。只要潜庐大门一关，里面十分安全。陈先生与我们的来往，可以说是十分自由、无拘无束。只要是陈先生想找我们,主要是栖梧和我，可以随叫随到。而我们有什么要请教他的，也可以随时走访。蔡葵先生只是在周末才从重庆回来，所以我们平时可以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地无话不谈。虽然我们认识时间还不长，但几次谈话下来，你就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位十分严肃，对党的事业有坚定信念，又善于思考的革命前辈，崇敬之心悠然而生。
1945年至1946年期间，正是祖国的多事之秋。在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与其他大学一样，校内政治斗争不断，师生中两派阵线分明。复旦大学“据点”核心组领导进步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复旦大学及北碚地区在复旦大学据点的领导下，成立的组织 有“十月同盟”、“系联”（各系民主学生联合会）、“德社”（D社，D—DEMOCRACY）、“菊社”、“十兄弟”、“民主青年同盟”、《中国学生导报》社、《夏坝风》、《文学窗》、《嘉陵风》、“壁联”（壁报社团联合会）、“复旦‘新青社’核心”、复旦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北碚地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我当时分工负责联系“系联”的工作。“系联”的任务：一是在各系建立“系联”的小组；二是争取各系会的领导权，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三是通过“系联”在各系的活动（包括秘密的和公开的）教育、争取和团结群众。
复旦大学“据点”核心组创办了一份指导学生活动的报纸《中国学生导报》，成立了《中国学生导报》社，由“据点”核心组组长杜栖梧同志亲自领导。《中国学生导报》由《新华日报》印刷厂印刷，发行面遍及蒋管区几乎所有大中学校。《中国学生导报》的发行站，实际上是我们党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工作的联络站。
复旦大学“据点”核心组在复旦大学的公开阵地是新闻馆。新闻馆每天收听延安广播电台（XNCR）的广播，并及时在进步学生队伍中传播，受到进步学生的欢迎，被誉为“夏坝的延安”。这件事还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45年11月25日，蒋介石代电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据报复旦大学奸伪分子利用复旦大学新闻馆内装设之无线电收音机，近日已用XNCR呼号收听延安广播。此收音机系由陈望道指定讲师李光诒、助教杨师曾指导复兴通讯社杜栖梧应用。故近日凡延安一切广播之谎言，均能于当日传播学校，等情，希注意防止。中正（卅四）戌有府军信（1945年11月25日）”
1945年初，党中央指示南方局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去。同时，新四军五师开辟的中原解放区，在王震的三五九旅部分队伍南下中原后，迅速扩大，迫切需要大量增加知识分子干部。周恩来同志把这一任务也交给南方局青年组。在半年的时间内，复旦大学“据点”核心组介绍推荐了200多名学生积极分子骨干离开了学校。他们有的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有的去了农村游击根据地，大量的则是去了中原解放区。原来从侨二中考上复旦大学的学生党员黄秋发、林兴祺、陈知生也放弃了学业，奔赴中原解放区。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黄秋发在随新四军第五师师部突围时，遭到敌人机枪扫射，不幸牺牲。黄秋发是泰国侨生，1939年秋从泰国曼谷黄魂中学回到云南昆明入读育侨中学初中。1941年，他在广西桂林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转学到侨二中。黄秋发1946年牺牲时年仅22岁。在中原解放区的时候，他十分关心复旦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前，董必武同志去中原解放区慰问部队，并帮部队的同志带回一批信件，其中有黄秋发写给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向我通报了从复旦来到部队的同志们的情况，说大家表现都很好，让我放心。没想到不久后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在向中央汇报时指出：“复旦据点核心组”和他们所联系的大批骨干（每个系都有）是一批具有献身精神，忘我工作，不顾个人安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实干家。他们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追求，真正到了“顽固”的地步。但他们中绝大多数在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
在风起云涌的进步学生运动中，作为时刻关心国家大事的陈望道先生，当然不会置身事外。1946年春的一天，他约我长谈，一起分析政治形势，讨论校内斗争，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保重身体（因为他从家里就可以看到我们“据点”核心组的同志们经常开会到深夜二、三点钟），最后，他要我与他有更多的联系，说：“请把你们行动的意图告诉我，我自会知道我该怎么做”。这句话分量很重。说明他时刻关注进步学生运动的进展情况，并希望为此而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以后的几年里，陈望道先生一直与进步学生一起共同战斗。他始终站在进步教授队伍的最前列，给了复旦学生运动极大的支持。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于1946年秋迁回上海。在上海复旦大学，1946年底和1947年初，组织了抗议北京美军暴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1947年4月领导了夺取学生自治会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1947年5月，组织了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罢课行动。1948年1月，为反对教育部颁布压制学生民主的《修正自治会规则》，发生了同济大学的“1·29”事件，复旦学生多人被捕。
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四年多时间里，复旦大学199名地下党员和4000师生员工一起共同战斗。为追求民主进步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集会活动，124名同学在六次逮捕中被捕，250名同学被开除、勒令退学和被迫离校。一批复旦共产党人陈以文、王朴、胡其芬等在重庆解放前遭到敌人杀害。他们的英名将与复旦大学的名字共辉煌！
三、进入大学领导班子工作
我原是复旦大学49届毕业生，在读书期间因养病耽误了两年，直至1951年夏才正式毕业。陈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当时他很希望身边有一个能与他谈心，主要是政治上、学术上能与他进行深入交流的人员。在我毕业之前，他亲自去上海市委组织部找了王尧山部长，获得他同意让我留校工作。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留校工作的，开始时的职务是望老办公室的主任秘书，后为办公室主任。这时我的党内职务是复旦大学的支部书记。1951年11月，支部经市委批准成立总支后，我的党内职务是总支书记（兼统战委员）。1952年2月15日，经市委决定、华东局同意，成立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修良宣布，这个党委是省、军级党委，我被任命为党委第二副书记。我们与望老同在一个大办公室办公，随时可以面对面地互通信息、交换意见。望老当时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以后是高教局）部长的职务，看到党委与他的联系十分密切，关系十分融洽，他也很高兴地说：“我可以放心地多关心华东文化部的工作了！”
陈望道先生是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1920年秋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他于1920年4月到上海，即受陈独秀之请，任《新青年》编辑。5月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陈独秀负责，成员有陈望道、邵力子、李汉俊、沈雁冰、施存统等人。8月与陈独秀、邵力子、沈雁冰等10余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发起组织共产党。1920年8月，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勘后，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新青年》社发行。这是我国第一本完整的中文译本。他除了主编《新青年》外，还主编《妇女评论》，参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妇女解放事业。1921年他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后来因对陈独秀的作风不满而自动退党。
1952年，学校开展“三反”、“思想改造运动”时，学习小组的同志揪住他“脱党”的错误不放。我作为当时的校党委副书记，又是他的学生，关系较亲密，党委便安排我去和陈先生进行一次深谈，以帮助他“过关”。陈先生向我吐露了真情：当时退党主要是由于李汉俊写信给在日本的施复亮（即施存统）说：“党还没成立，却有人在争当总书记了。”施复亮年轻，血气方刚，写信回来大骂一通。陈望道了解这是陈独秀散布的谣言，因为他生怕陈望道和他争当总书记。陈望道认为陈独秀缺乏领袖的必备素质，一怒之下自动退党，声言“我不在党内照样干革命”（事实上他的确没有停止过革命活动）。陈望道说，现在看来，这是他的一个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经过这次深谈，我认为陈先生能有这样的认识就可以了，不一定要他接受“脱党”的帽子，因为在解放初期，“脱党分子”会被认为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于是陈先生顺利地在小组“过了关”。早在1923年8月，在一次上海地方委员会上，毛泽东同志曾传达中央意见：对陈望道态度要缓和，并编入小组（当时的党组织是按地区编组，没有支部）。但是当沈雁冰、徐梅坤等同志劝其归组时，他明确表示：“陈（独秀）的作风不改不取消退党。但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见沈雁冰为陈望道所写材料）。毛泽东同志后来也曾表示过：“陈望道要回到党内来，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甚至可以不经过什么手续。” 我认为，像陈望道同志一生所表现的大节以及他对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恢复他的党籍是更为适当的。我作为1945年9月以来，一直和他保持比较密切联系的党员，本着一个党员应有的尊重历史和对革命同志负责的态度，郑重地向市委领导提出上述建议（组织上考虑我这一建议时有关情况，请参阅邓明以著《陈望道传》一书，1995年3月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一版）。1957年，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代表学校党委向中共上海市委建议吸收陈望道入党，上海市委于
1952年也是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的一年。按照学科布局的需要，原复旦财经学院调出成立上海财经学院，原复旦法学院调出成立华东政法学院，原复旦农学院调往东北组建沈阳农学院。而华东一些主要大学如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暨南大学，加上金陵、安徽、沪江、大同、光华、英士、震旦、圣约翰、大厦、华东新闻学院、民治新专等院校的文理科或整个学校都要并到复旦来，调整工作量之大，情况之复杂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在人事方面，如何团结来自四面八方的专家学者，调动党内党外的积极性，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当时，我作为党委副书记，偕同教务长周谷城教授、数学系主任陈传璋教授三人代表学校，赴浙大一家一户地走访，诚恳欢迎同志们到复旦来共同创造新的复旦，得到浙大党政领导的欢迎与配合。热忱欢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校长与党委按照精诚团结，发扬谦让精神的指导思想，事先讨论好了人事安排，从组织调整来体现学校的大团结。如：周谷城让出教务长，由苏步青担任；陈传璋让出数学系主任，由卢青俊担任；生物系张孟闻退下，系主任由谈家桢担任；物理系主任由同济大学来的王福山担任；……等等。院系调整之后，复旦大学的各项工作在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中稳步前进。实践证明，这次院系调整创造了一个新的复旦大学，成绩是明显的。
1956年9月，我以自己在党委会里年龄最小为由，主动提出退出副书记职位，让资历更长，能力更强的同志担任。经组织批准后任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同时任校办、党办两个办公室主任和大学工会主席职务。1959年，上海市委重新任命我担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党委教学、科学部长。经过在学校多个中层领导工作岗位上的锻炼，我对学校工作的把握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961年1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先后任国际处（对资本主义国家、地区）负责人、教育处高教负责人（联系政府的高等教育部）。在国际处的工作，实际上是中央领导的参谋和哨兵。我们每周汇总上报国际形势的情况分析材料，为中央领导决策提供依据。由于我们的工作表现出色，在1963年时，还受到过毛主席的表扬。1964年4月，中宣部同意中共上海市委的要求，将我调回上海工作。我考虑到自己脱离基层工作时间较长，要求先安排在复旦大学，被组织安排任党委副书记，1966年2月，调任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代理书记），1969年，市高教局与教育局合并后，任教育局副局长、局党委副书记。1980年4月，我人生中第三次进入复旦大学，担任副校长。1985年11月起，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直至1989年11月离休。
四、坚持培养又红又专人才
长期在高教岗位上工作，我认为要办好一所高等学校，首先要有一个能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领导班子。其次，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又有专业培养目标所要求的科学知识水平的人才。第三，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一定要不断地进行学科组合。每个专业都要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专业有关学科最新成就来修订教学计划以至教学大纲（也就是给学生最新的科学知识），这是教学改革的核心（主要观点发表在2001年12月5日文汇报时评上）。
自从我到了望老的办公室以后，我们谈的最多的就是培养目标的问题。大学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又有专业培养目标所要求的科学知识水平，这才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大学毕业生。这也是五十年代以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一再坚持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陈望道先生对党的教育方针是深信不疑的。五十年代初，我担任大学的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以及党委成立后任党委第二副书记，我都分管青年工作，具体负责联系学校共青团委员会和青年教师团委的工作。在对团员、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我结合国家对综合大学人才培养的要求和党的教育方针，提出了培养红色专家的任务，深受团员和同学的欢迎，并且被外地全国性报刊广为传播。我认为党提出的培养目标，是无产阶级教育的核心。陈望道先生对红色专家的提法十分赞成。他说：“这提法好。红色专家就是又红又专的意思。”还说：“这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教育。” 但是，在1954年的时候，陈毅市长来复旦做报告，认为这一提法不利于团结知识分子，对此提出批评，让我产生一定的思想压力。当时陈望道先生怕我难受，说：“邹剑秋同志，请你不要介意。领导是随口说说，其实，红色专家的提法并没有多大的错，就是又红又专嘛！”之后在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４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便提出了培养“红色专家”的任务。他说：“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９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则第一次对各行各业的干部正式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1958年5月27日校庆时，望老写了一个纪念校庆的题词：“没有一个学生不是又红又专，是我们复旦大学最大的校庆！我们要争取这样的校庆！我们要祝贺这样的校庆！”外人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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