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每一个回国升学的侨生，都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篇“天涯流浪记”。

那时我们怀着满腔的热血回祖国求学，投入抗战的行列。在当时回国的众多侨生中，我可能是中文最差的一位，因为我自小是读英文的。但是拜抗战回国升学之赐，使我有机会学习了祖国文化。我现在在美国工作，日常用的仍是英文，但也可以不用打草稿，就能随心所欲地用中文写出一篇文章来。这足以证明，祖国文化对我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之大。我将自己回国升学，投笔从戎和到处漂泊的经历和对生活的体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其目的就是要彰显我们侨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拼搏，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的奋斗精神，以鼓励新一代的侨生，继承发扬这种精神，继续向前迈进。

           立志回国学习中文

我于1924年在缅甸仰光出生。缅甸是英国殖民地，社会通用的正式语言是英语。在华侨社会中，一般使用的语言有厦门话，福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潮州话，台山话，琼洲话等等，极少有人说国语。我小时就读于仰光一所英国式的学校，学费特别贵。我的父亲陈允洛当时为仰光巨富胡文虎办《仰光日报》，担任总编辑。胡文虎主张我们三兄弟都应读英校，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出路，所以学费也就由胡文虎全部资助。该校学生以英国人占大多数，另有少数缅甸人，印度人，法国人及华人学生就读。虽然在英校读书，但父辈以及华人社会的影响让我从小就培养了爱国的思想。读书期间，我也曾有一段时间随父亲回厦门，在鼓浪屿一所英国教会学校里插班读书，对祖国已有了初步印象。偶而听到缅甸英校里一些华人同学称英国为祖国，我极为气愤。我想高中毕业后，我一定要回到中国，接受正统的中国教育。

我在学校的成绩都是优等，平时回家亦很少做功课。在我读八年级（高中一）的时候，父亲认为我不应游手好闲，要我去他的好友陈碧峰在仰光百尺路所开设的利川行当一名兼职的会计。利川行是一家米业大行号，每次配米去广东和福建厦门等地，装载上大轮船大米都达数万包以上，所以利川行拥有十余部大卡车，但只雇用二名印度人当司机。每次在码头运米装船时，全部职员包括老板的儿子，都要去开车。我因当时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所以就不必帮忙开车。有一天晚上，我偷偷请印度司机教我开卡车，学了三个晚上，竟然学会开车了。因身材矮小，我开车时始终看不到前面，而且亦无执照。可是有一天，我在利川行外面的马路偷偷开卡车时，却被老板发现了。他说我会开车却故意装做不会，以逃避运送大米之劳苦，认为我是偷懒，要告诉我父亲。自此之后，每次运米去码头装船时，我都要去担任临时司机。

当我读到九年级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闷闷不乐。他的朋友们都劝他换一个工作环境。当时新加坡《南洋商报》聘请父亲过去办报，我父亲便带着我的两个弟弟离开仰光，去了新加坡。我因在英校还有一年才毕业，而且在利川行工作能够自立，所以暂时留在仰光。

1940年2月，我高中毕业之前，看到报纸上登有国内云南保山国立华侨中学招生的信息，校长是刘石心先生。刘校长过去曾在南洋教书办报，与父亲是同行，本来就认识。父亲曾有一段时候带我返厦门鼓浪屿读书，那时他除担任路透社中国的特派员外，亦自己创办《民钟报》。当时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教书，兼任《民钟报》编辑，刘石心校长刚从法国留学返国，也被父亲聘为报社的编辑。每次母亲带我去《民钟报》报社看看父亲办公时，鲁迅先生和刘叔叔都喜欢来摸摸我的头。想不到这位当年被我称为刘叔叔的人，现在成了国立华侨中学的校长。

我本来打算在仰光英校毕业后直接去昆明报考西南联大物理系，但是觉得自己的中文水平不够好，所有犹豫不决。看到报上信息得知刘叔叔当校长，我决定毕业后先去保山侨中找刘叔叔，希望插入高三学一年中文，再去考大学。5月下旬，我在英校高中毕业后，立即准备启程前往保山，谁知利川行老板却不同意我离开。当时我在利川行担任英文秘书及分管许多重要业务，他认为既然赋予我重任，我就应好好安心干下去。我主意已定，决心回国，一直恳求他放我一马。他看我这小孩子确实求学心切，最终答应我辞职，并赠送我缅币八百盾（却是银元）做学费及路费，同时仰光虎标永安堂亦赠送我缅币五百盾做费用。我即刻自仰光坐火车去曼德勒，再去腊戌，可是到了腊戌后，却一时找不到车子去保山。我在腊戌举目无亲，身上带了这么多钱，很担心会被人抢劫。正当束手无策之时，遇见一位缅甸人准备开车载货去保山。我问他是否可以搭我一程，他说他的助手生病了，要等助手病好才开车。我就说我可以当他的助手，在平地时可帮他开车，他可以休息。我告诉他，我在仰光时已开了两年的卡车。他感觉奇怪，就让我试一下，果然满意。我与他一路同行，除在平地开车以外，还帮他为车子加水加油检查一切，二人结为好友，一路说说笑笑，三天以后就到了保山。

到保山侨中见到了刘叔叔，我告诉他，我就是以前《民钟日报》编辑陈允洛之长子时，他立刻叫我小弟弟，又摸摸我的头。他又说，你与你那位弟弟二人都是小捣蛋，当时你们在报社玩，偷偷抓了一把铅字，弄到你父亲的报纸因为缺少铅字出版不了，你还记得吗？当我告诉刘校长关于入学的来意后，他认为我不必忙着考大学，好好多学两年中文，将我编入高二上。

            加入抗战运输部队

1941年12月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亦于12月底在侨中再次高中毕业。当时日军已准备进攻缅甸，形势危急。我因为自己很多重要的行李都存放在仰光叔父家中，于是于1942年元月初离开保山返回仰光，途径缅甸腊戌时，在西南运输处的华侨司机宿舍入住。那天晚上，一位操浙江奉化口音的官员来宿舍巡视，问我从何处来。我因在侨中时与地理老师马维忠学了一口的浙江话，所以就用浙江话告诉他，我是侨中刚毕业的侨生，打算返仰光取行李。他听到我讲浙江话，特别高兴，问我是否可以帮他一个忙。当时因为日军准备攻缅，英方邀请中国派兵入缅甸协助作战，所以蒋委员长派出要员赴仰光会见英国总督及英军总司令，签订远征军入缅的密约，他负责陪同。进入缅甸后，他们需要找一名当地华人当向导，负责翻译，带路和找旅馆。我正是他们需要的合适人选，于是这位官员央求我担当此角色。我当时看到可以免费坐车，又可免费食宿，所以就答应了。三天之后，我们到达仰光，终于和西南运输处处长陈质平接上头。这位要员还要我于四天后陪他返回腊戌，我也答应了。当我去叔叔住处时，却见大门紧锁，整个仰光城里十室九空，人早已疏散到乡下去了，我亦拿不到行李。四天后我陪要员原车返回腊戌，他得知我打算于6月份报考西南联大，当时才是一月份，认为我应该找些工作做做，不要浪费时光。我说我还是个小孩子，没有人会要我的。他说他可帮我在腊戌西南运输处找事做。当我们抵达腊戌后，他还嘱咐那位浙江籍官员为我安排一职。后来知道那位要员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中将，他也是第11集团军总司令。那位浙江籍官员是西南运输处车务股股长戚裕德，，统辖所有运输大权。他知道我会开车和懂得一般的汽车修理技术后，安排我担任加油站站长，控制油料。当时加油站的工人都是印缅人，我会讲印度语和缅甸语，做站长就方便得多了。当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为支持政府抗日，在南洋招募近万名华侨司机和机工回国服务，并捐献了300辆福特卡车。当时在加油站出入的数百辆卡车，都是华侨司机驾驶，我亦较多地接触海外回来的华侨司机，倍加亲切。

一个月后，戚股长又派我去八莫担任华侨先锋队的中队长。当时仰光形势危急，随时有失陷的可能。西南运输处仍有很多军火物资停放在仰光码头仓库，单靠火车运输已来不及，所以要用轮船由伊拉尾底江运至缅北城市八莫，再由八莫用汽车运入中国边境。西南运输处紧急调派当时在保山的华侨先锋队100辆汽车去八莫担任紧急运输任务。华侨先锋大队下有三个中队，一个中队又有三个分队。戚股长认为我是华侨，担任过加油站站长，与司机很融洽，便委派我担任第一中队队长。我感到自己初出学校，难以承担此重任，最后经商量仍由我担任副中队长。这是我第一次投身抗战的行列，开车运输军火。

我在1942年2月初就正式去八莫华侨先锋队第三大队第一中队上任。当时日机天天来轰炸，尤以运输队目标最大。八莫至云南边境畹町虽然只有110英里，但这条公路是一条黄泥路。天晴时开车灰尘满天，数里之外都可看到，下雨时则遍地泥泞，车子时常陷入公路两旁。因日机容易看到目标，所以白天不能开车。我们的车子在下午四时将近黄昏时出发，一辆紧跟一辆，慢速摸黑前进，通常开到中国边境时已是半夜。立即卸下军火后，我们马上空车赶回八莫，务必于早上六点拂晓前返回队部。那段时间里都是晚上开车，白天睡觉。每天早餐谁先回来谁先吃，吃完上床呼呼入睡。每天当车队出发时，中队长开第一辆车前导，中队副则开最后一辆卡车，车上带着二位修机工，以备沿途抢修抛锚的车子。一个中队有30几辆卡车，每次行车我都吃足前车飞过来的灰尘。因途中常有卡车抛锚，我还要等机工修好才可以继续前行。所以我每次都是最后回到队部的人，经常饿肚子的滋味真难受。  

1942年3月，仰光沦陷。4月中旬，日军北上逼近腊戌。我们完成运输军火的任务后，奉命撤回云南。我因调赴八莫时，许多行李尚放在腊戌，所以请假去腊戌搬运行李。我开车到达腊戌时，腊戌几乎成为一座空城。我们的军队在街上架设追击炮准备阻击日军。忽然遇见保山邮政局的朱局长，他说他是亲自来腊戌邮局取走最后一批邮件的，并告诉我今晚8时正腊戌往云南方向八哩处的最大的军火库就要引爆，道路桥梁都将被切断，要我一定要在晚上8时前通过那个地方。我因身上缅币很多，如果不用掉，就会变成废纸，所以立刻去腊戌市面上，大批收购日用品，以便带去云南。天开始黑了，公路上早已没有了汽车。当我的车到达离腊戌以北八哩远的军火库时，正是7点58分。我的车刚过了不久，只听见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火焰冲天，形成一片火海。我既感觉孤独，又感觉伤心。好在我当过腊戌加油站站长，在离开腊戌之前，自己去加油站搬了两大桶汽油上车，才可安全开车到保山，与车队汇合。

            难忘昔日侨中同学

回国经过保山时，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侨中探访我的老同学。我穿了一身工作服又戴了一顶船形帽，在学校里没有人认得出我来。我去女生宿舍门口看到罗秀娟就叫她一声，吓了她一跳。后来她认出我来又说我在恶作剧，并且叫宿舍里的女生出来见我。她们问我为什么当司机老爷。我说我是司机老爷的头。我从工作服中所有口袋里掏出各种好吃的东西给她们吃，并告诉她们现在形势危急，谁想去昆明可乘我的车子去，因为我的车是空车。她们都说，5月4日学校要开运动会，很热闹，谁也不会跟我去。我与她们聊了一会后就告别了。想不到抵达昆明时，才得知保山侨中校园被炸。我在昆明电话局见到黄双意，才知道黄双凤、罗秀娟都被炸死。后来还知道丘凤娥、赵彩瑜等我熟悉的女生均被炸死，真令人伤心至极！

想不到几天前与我相聚谈笑的女同学，竟然离去那么快。悲痛之中我不禁回想起学生时代与她们共同度过的日子。侨中高中部五个班在腾冲会馆校本部上课，课室在两旁，中间是一个大天井。平时下课后，大家常在天井中聊天，所以都互相认识。这天井也是刘校长集合训话和开展一些活动的地方。有一次，抗日宣传队在天井中写标语，男女同学围在旁边观看。我们几个喜欢恶作剧的同学，捡些裁下来的纸条，也写些抗日救国的小标语，粘点浆糊，趁一些女同学不注意时，贴在她的后背上，让她们走遍全校去亮相。当时，我朝赵彩瑜、罗秀娟、黄双凤、丘凤娥等四人背后各贴了一张小标语，她们竟没有察觉。待过后有同学取笑时，她们才发觉受人作弄。黄双凤立刻认出是我的字，找赵、罗、丘三位同学来与我算账。我当时班级比她们高，但年龄却比她们小。我平时都称她们大姐，所以她们都一起来骂我这小弟弟，要把那四张标语贴在我的胸前，而且不准我拿下来。但当她们贴上以后，大家都笑了。她们说，我们对你这个小弟弟实在没有办法，不过你要小心，我们以后还会跟你算账的。就在这事发生以后，每当我在教室自修时，总是会突然有人丢给我一个废纸团或是一粒带壳的花生。等我抬头一看，原来就是她们四位中的一两个人的恶作剧。如果是花生，我就剥开吃了，她们又会骂我是饿鬼。如果是一个废纸团，我就会问她们是否抛绣球，于是她们又会骂我是小捣蛋鬼。但有时却是丢来一个小石头，那我就要提防了。总之得罪了这些大姐，也不是好受的。有一天，当我正在教室看书，忽然有人丢来一个吃剩的梨子心，我抬头一看，原来是罗秀娟。我说，谢谢你的好意，这梨子还未吃完吧，拿起来就啃一啃。罗秀娟就说，看你这个穷相，怪可怜的。她跑进教室来，拿一个梨子，切了一半分给我吃。她说，你这个小鬼，人倒很好玩的，为什么要跟我们捣蛋？我们现在大家讲和了，好吗？她坐下来与我聊天，问我以前在哪里读书。我告诉她我的来历后，她说，怪不得你的英文比我们好，今后还要多多向你学习呢！以后每当课余，她们都会来与我学习英文，并且还带些东西给我吃。她们见我吃东西时，也会毫不客气地来要和我分享。我知道她们都是侨中的好学生。

我在1941年12月参加云南省教育厅举办的第一届高中毕业会考时，这几位好同学都专门来看我，并对我说：“我们少了你，就像失去什么似的，希望将来我们也会与你同读一所大学。”我也希望能和她们一起，继续共享快乐的日子，但是这一切将永远失去，给我留下的只是伤心的记忆。我将会更积极地参加抗战，为罹难的侨中同学报仇雪恨！

           参加赴缅甸远征军

当我们的车队撤回到昆明后，我仍是西南运输处华侨先锋队的中队副，几天后又遇到了戚股长。他是军人出身，一直希望我能报考军校，而且他与在重庆的俞将军在通话中亦认为我应报考军校。当时正逢湖南陆军机械化学校第五期在昆明招考战车军官学生，他要我报名参加考试。所以我除报考西南联大外，亦报考湖南陆军机械化学校。考试张榜后，两所学校都录取我。但经戚股长鼓励和有重庆的俞将军做保证人，我才决心攻读湖南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兵科，以便毕业后参加反攻缅甸的战争。

在军校学习不到两年，因国家重组远征军准备赴缅甸反攻日军，我们亦提前毕业参加远征军。我所在的部队调到昆明待命，准备去印度受训再参战。当时适逢中国第一批的青年军加入远征军，在昆明志愿入伍的多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我还被指派担任排长。我带领的这批大学生远征军战士在曲靖大兵营训练一个月后，整批乘坐飞机前往在印度的英军基地继续受训备战。

在印度训练备战一段时间后，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对日作战，取得节节胜利。当攻下缅甸密支那后，接下来就是要反攻缅北最大城市八莫。我是土生土长的缅甸侨生，并且在担任华侨先锋队中队副时还曾在八莫住过，所以对这一带的地区比较熟悉，于是部队派我承担侦察的任务。除地面徙步侦察外，我还要随侦察机担任空中侦察拍照的工作。美军飞机员驾驶飞机，我则担任空中照相。八莫与保山在当时看来很遥远，其实只是一山之隔，在空中的距离是200公里左右。当时那种小型的侦察机，一小时内就可抵达。我在完成侦察任务后，叫飞行员绕道保山上空，看看母校被炸的情况，但飞行员却不肯。他怕向保山方面飞，事先没有通知保山城防司令部，会被该地的高射炮打落下来。过了几天，我又要乘飞机侦察。我事先拿到与保山城防司令部联络的密码电报，上飞机侦察拍照后，让飞行员转向朝保山方面飞去。出发前，我用大张牛皮纸写了好几张传单，并带了一些美军的罐头食品，准备投到保山县城送给同胞们。当我们朝保山飞去时，打电报给保山城防司令部，立刻得到回应欢迎。进入保山上空的那天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晴天，当飞机低空飞行时，我用望远镜很快看到侨中校舍腾冲会馆。在阳光之下，侨中旁边的易罗池就像是一面大镜子，目标很大。一看到易罗池，就可以判断附近的大房子就是腾冲会馆。所以我想，日机能那么准确地轰炸腾冲会馆，可能就是利用易罗池作为参照目标。这一点我是亲临上空才感觉出来的。当时我们在保山低空飞行过三次，每次都飞临腾冲会馆。在散发传单及空投食品时，我看见地面上的人们在招手，心中兴奋不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暂留在印度南伽的远征军队伍中，至11月初才离开印度沿史迪威公路返国，随行的还有大批的美军汽车技术军官同行们。我是带队的排长，途经保山时，我特别命令全队在保山停留二天，以保养汽车。我将车队一部分安顿在保山城墙外空地，另一部分停放在原先华侨先锋队的停车场整修，自己则带着二位美国军官与一位士官步行出城去察看侨中校园被炸后的现况。我跑遍了腾冲会馆、易罗池，也爬上后山去看文笔塔，并向随行人员讲述发生在这里的侨中的故事。叙述往事时，我很伤心，想起亲爱的同学在这里被炸死，我心里头直落泪。保山县政府派人来迎接我们，当他们知道我是侨中的学生后，都来问长问短，让我倍感亲切。这一段历史，我永远不能忘记。我觉得做一个侨生，一定要为祖国、为华侨争光。

在保山停留之后，我率领车队抵达昆明待命。1946年1月，传来命令要求我们运送200余辆吉普车去重庆交车。我手下的这些驻印军人都没有在国内开过车，更谈不上要开车通过昆渝公路。上峰知道我过去曾带领车队在滇缅公路服务过，便委派我负责带队，分7次送车去重庆。我接到任务后，心中很惶恐，因为在去重庆的途中有一段路叫做吊死崖，路况险要，万一有车辆跌落山崖，那我将无法交代。我带领的驾驶兵都是新手，我就前往在昆明的西南运输处查询以前同队的华侨司机，并向西南运输处暂时借调一些司机，经东拼西凑，总算凑成一个运输队，担任七次送车的任务。

送车到重庆后，我专程前往军事委员会探访那位为我作保证人的俞将军，当面向他道谢。当他送我在走廊上行走时，不料与蒋委员长不期而遇。见到他迎面而来，我只好立正向他敬礼。他立刻问俞将军为何这位穿美军制服的年轻军官能随便进入军事委员会。经俞将军介绍我是远征军英雄后，他马上命令我手放下，并拍拍我的肩膀，又与我紧紧地握了手，连声说远征军了不起！了不起！叫我要好好的干！我当时亦冒了一身大汗，心想最好不要见到这位大人物。后来我去重庆国民大会会堂，正好碰到先父的老友陈嘉庚先生。我将与蒋委员长握手之事相告，他告诉我，我不应该洗手，大家哈哈大笑。

经过7次送车重庆，只有一辆吉普车跌入山崖下，后来用大吊车拖起来，总算万幸。

           走上新的人生考场

抗战胜利后，我还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就是想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来我终于考入暨南大学，并在这里遇到了侨中的同学文达生以及许多海外回国的侨生。一年后我又转去台湾入读台湾大学，毕业后在台湾的美军顾问团担任会计主任，后来又调任台湾美国中央会计室主任，再调来美国担任同一中央会计系统设在加州旧金山的中央会计处主任。

当时电脑科学尚在萌芽时代，政府要我设计一套制度，将会计工作全部实现电脑化。我被派去各大学研究及进修电脑科学，学习各种电脑语言、电脑程序，研究开发新的电脑软件。1974年起，我既要学习，又要做事，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到1990年，政府要将全国中央会计系统联网，我又奉调来德州总部担任会计及电脑部门的资深领导至退休。

我们这群当时年轻的海外侨生，现在都已步入老年，有的早已辞世。我们需要侨中的新人承先启后，继续努力，将侨中的精神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