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寇大举侵华，企图吞减中国，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全国奋起抗战，而各地华侨亦掀起一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民族救亡运动，各地华侨学生热血沸腾，对日寇口诛笔伐，为抗日捐钱捐物，走上街头义卖募捐，支援祖国抗战。由于当年中国国弱民穷，而东南亚诸国经受不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霸权压力，故相继出现排华事端。根据新加坡1951年版的《南洋年鉴》刊登：迨1939年起，暹教育部大封华校……达285所……1939年秋，泰国政府封闭曼谷较有名望的黄魂初级中学、新民初级中学、中华中学，七百余学生遭受失学之苦，据黄魂中学的学生回忆，星期一学生回校上课，学校负责人悲愤地宣布泰国政府已于昨日封闭学校，学生初闻，惶然无措，继而饮泣，有些学生向导自己小小年纪便要承受国难之耻，将要失学，便痛哭起来了。
为了这些学生能够继续求学，当地的总商会主席爱国老人蟻光炎先生就此事即与中华中学校长许葛汀、黄魂中学校长张亦铮、新民中学校长纪宏良磋商，又电告在昆明经济部商品检验局任技士的王毅先生洽商在昆明办一所招收侨生之学校。该局蔡无忌局长（即北大蔡元培校长之长子）得知此事后甚表同情，批准王毅先生每日半天假期以协助筹办侨校事。王毅先生即向云南省龙云主席陈述此事，蒙龙主席支持，并指令其秘书协助觅校址及办理注册事宜。同时组织校董会及归侨联合扶助会,每日派员轮流到车站接待陆续回国之侨生，努力安置其住宿等事。
        1939年秋天，三所华文中学近百名爱国学生，分几批随校长、老师回到祖国昆明。由于当时育侨中学尚未开办，大家先分住各处，或就读其他学校。泰国三所华校校长到昆明后，就积极筹办侨校，得到云南当局及有关部门的支持，滇省教育厅厅长龚智知同意借昆明兴隆街昆华小学为校舍，最初办起华侨补习学校。当时昆明是抗战大后方，虽然泰国侨生很多，但南洋其他国家的侨生和香港学生亦来到昆明求学，为了招收这些学生入学，故校名为“暹逻联立育侨中学”，最后才更名为“育侨中学”。
         1939年12月，育侨中学正式开学。开学之日，龙云主席派代表莅校讲话，学生百余人，分五个班上课。由于三所华校的校长来昆明筹办育侨中学是义务的，他们在泰国尚有其他业务，不能旧居昆明，加以仓促成校，师资、人事、经费等均未臻轨道，学校各方面仍有重重困难，故由王毅先生经办，重新组织董事会和校务会。
董事会：
董事长：林超博士（西南联大教授）；
董事：许葛汀先生（原曼谷中华中学校长）；
董事：张亦铮先生（原曼谷黄魂中学校长）；
董事：纪宏良先生（原曼谷新民中学校长）；
董事：查良剑先生（西南联大训导主任）；
董事：官逸民先生（昆明邮政总局副局长）；
董事：陈序经先生（西南联大经济学院院长）；
董事：曾次愚先生（侨领）；
董事：王毅先生
校务会：
育侨中学校长：林超博士；
教务主任：谢少白先生（谢因私务未到校，由王毅先生兼任）；
训育主任：徐耀华先生（原曼谷中华中学训导主任）；
总务主任：曾次愚先生。
         由于林超校长主持有方，王毅、徐耀华、曾次愚三位主任通力合作，校务逐上轨道并发展。后因林超校长大学校务繁忙，故由董事会选出西南联大教育系的杨少任先生继任育侨校长，黄季方任教务主任。1941年秋，杨少任先生调离育侨，再由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的卢蔚民先生担任校长，卢子元先生任教务主任。不久，育侨中学并入保山县的国立华侨中学（后改名为国立侨一中）。
昆明兴隆街育侨中学的校舍原是一所昆华小学。校舍的形状是，校门很窄，通过长长的走廊才进入舍内。舍内有一小空地，再进便是课室、办公室、宿舍、浴室、厨房。校舍除了一间两层小木楼外，全是平房，育侨中学就勉强在此办学。数月后，敌机轰炸昆明，防空警报无日无之，师生无法安稳教学与读书，学校决定再觅址迁校。1940年秋，黄季方主任带领几位师生，从昆明乘窄轨火车到呈贡县（呈贡距离昆明28公里，现为昆明市郊区），再骑小驴半小时到达达龙街的龙翔寺。这是建筑在半山丛林中的三进深的大寺，寺下是龙街墟，散墟后就是宽阔的空地，学生可以在此活动。学校又在碑村租得一房舍作宿舍。当时，王毅先生到曼谷呼吁捐助，得蟻光炎主席及余子亮、洪鉴遍等侨领热心赞助，曾次愚先生出钱出力，因此，迁校经费得以解决。1940年10月完成迁校至呈贡龙翔寺继续办学。传闻，育侨迁校后数十天，昆明兴隆街的原育侨中学校舍就被日寇飞机炸毁。
        育侨中学的学生多是泰国三所华校学生，而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香港等地的学生亦慕名而来。育侨中学是抗战时期第一所侨校，学生最多时约500人，育侨的老师，除了一部分是泰国三所华校的老师外，多是西南联大的师生担任（西南联大系当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联校，抗战初期迁大后方办学，故与育侨中学既有共同之命运，又有师生之缘分，情同手足，人们把这两所学校誉之为“兄弟校”。育侨的高中毕业生，很多考入西南联大继续深造。）西南联大的师生，既有专业知识，又喜爱侨生，故热心教学，谆谆善教。育侨虽然校舍窄小，设备简陋（没有物理、化学实验仪器），但师资素质较高，基本按照当年教育部所规定课程要求进行教学，而学生又能自强不息地读书。毕业班要参加云南省中学会考，绝大部分学生会考合格，个别不合格的学生，必须重读，再参加会考。由于育侨思想民主，读书努力，文体活跃，昆明有名的清华中学，有少数学生慕名来读，但必须入学试合格和缴交学杂费。 侨生喜爱文体活动，育侨虽缺图、音、体老师，但学生自动上体育课，从同学中选出能者为师，组织教学。育侨的各类体育运动都排在云南省中学前列，特别是由全国有名的教练唐宝坤老师任领队兼教练的育侨“昆明暹华球队”，在当年的云南省，是所向无敌的。育侨的文艺活动很活跃，学校有歌咏队，课余就唱歌演戏，唱的多是“黄河大合唱”、“大路歌”等歌曲，亦演“兄妹开荒”等剧目。学校办了不少壁报，内容是如何爱国救亡，亦有对社会、时事的看法，各抒己见或互相辩论，以求真理，民主自由空气甚浓。
育侨中学开学初期，还没有爆发太平洋战争，南洋和香港的家长都可以汇钱给子弟读书，所以伙食尚好，假日很多学生去赶街，到馆子吃顿饭或买点零食，文具和日用品。侨生们生活和学习在一起，很融洽，很愉快，一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经济来源断绝，学校经费困难，同学的生活亦困难，侨务部门拨些款项解决伙食，而同学之间在经济方面互相接济，大家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1941年10月，教育部的蒋建白专员视察育侨中学，蒋认为育侨设备简陋，不宜办学。教育部接纳蒋的意见，指示：“该校目的原为教育华侨学生，本部既已设立国立华侨中学，该校殊无另设立之必要”。教育部遂召卢蔚民校长到重庆，面示教育部指令，卢校长返校即宣布育侨中学为国立华侨中学（即侨一中）呈贡分校，大部分学生并入保山华侨中学继续学业，育侨中学原有教职员，该学期仍以蝉联为原则，第二学期就其教学成绩决定去留。……。并动员侨生参加远征员，并批示凡参加远征军者，可作为提前中学毕业。由于侨生爱国，数十名学生踊跃参加东方语言训练班、即到大理，接受短期集训后计划赴缅甸参加对日军作战。因战事急剧变化，而日军已越过怒江北侵，故训练班返回呈贡学校集训，未几，因形势危急而解散，学生或回原校，或升学和转学。
当时，教育部经令云南省教育厅停办育侨中学，并责令国立华侨中学派员前往呈贡，接收学生。育侨许多学生对停办育侨中学甚为愤慨，加上伙食质量甚劣和其他不满，遂在三进殿饭堂聚集开会，部分学生气愤地殴打训导负责人。教育部当即撤换卢蔚民校长，解散呈贡分校。毕业班即到昆明的西南中学。临时租赁两间仓库作为临时校舍，上课至毕业止，所有接收学生所有接收学生就学经费，除国立华侨中学多余经费补充外，由教育部第二年追加。 虽然许多学生要求育侨中学继续办下去，但教育部坚决明令停办育侨中学，并对学生和教职员作了安排。而育侨派往泰国筹款的人员又渺无消息，办学经费无法支持以及其他原因，育侨中学宣告停办结束。
         育侨中学是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所华侨中学，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兴办起来的。在校五百余人，先后两期毕业班共八十余人。同学们没有辜负祖国和家长的期望，努力学业，矢志爱国。抗战胜利后，回到侨居国的学生，多数已继承父志，创办经济实业和其他工作，对繁荣侨居国作出应有的贡献。留在国内的学生，都是各方面的人才，为建设祖国贡献毕生的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留在祖国的学生中，当中学教员占34%；教授、科技人员占30%；侨务、外交人员占23%；公务员占13%，育侨中学胜利地完成历史赋予培育侨生人才的光荣任务。